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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的道德标杆可以说已经达到宗教标准了——庄公动一下杀弟的念头就算杀弟一次，动了千万次念头自然要算是杀掉了千万个弟弟，这就像《新约·马太福音》的逻辑：“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了。”
但和宗教不一样的是，神自然有能力洞悉人的内心世界，人又有多大可能隔着肚皮、隔着粗糙的史料、隔着千百年前史官的眼睛、隔着千百年前辗转了不知几手的传闻来洞悉古人的内心？湛若水称吕祖谦“深诛其心术之微”
，但无论他深诛得对与不对，都是无从证实的了。
要论诛心之重、发掘之深，似乎吕祖谦可以瞠乎其后，但事实远非这么乐观。
比如我们还可以看看明代黄正宪的《春秋翼附》，把罪魁祸首跨过郑庄公而追溯到郑武公的头上，说他这个做父亲的当初没把事情处理好，这才给儿子们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这道理乍听上去实在令人吃惊，细想一下却也真有几分道理，可见对经义的发掘是没有止境的，像吕祖谦那样把加害者说成受害人也一样能说得通。
但是，事情到此却有一转：吕祖谦写这种科举范文，这到底是直抒胸臆，还只是为了展示文章技巧？吕祖谦另有一部《左氏传续说》，也有专文论及克段一事，这回多用口语，毫不顾及文章华彩，而立意却与《东莱博议》那一篇完全相反，说一开始姜氏为叔段请制的时候，庄公没有答应，这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不是因为制地险要才不敢封给弟弟；后来祭仲两次进谏，一是追溯先王之制，一是谈到君之宠弟，也没有看出兄弟不和的意思——尤其是“宠弟”
二字，并未露出庄公要害叔段的意思，直到后来公子吕出来劝谏，语气才开始激愤。
看来庄公一开始并没有要害弟弟的心思，只是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才有了克段之事。
同一个人，两部书，截然相反的两番说辞，也不知道吕祖谦是想法有了变化还是一篇发自随想，一篇只为技术示范？
不管吕祖谦的观点变化，单看他立论的基点，主要都是从《左传》出发，甚至“舍本逐末”
，抛开《春秋》而专攻《左传》，其分析议论与其说是琢磨经义，不如说是发表史论，从史事当中引发一些人情世故的道理。
当时，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各为一派宗主，吕在史学上着力尤深。
一般在古人而言，史学毕竟要低经学一头，而《左传》的意义在于解经，如果仅把《左传》当作史料来看，似乎辱没了它。
况且，读史很容易读出权谋利害，会把人的精神境界“带得低了”
——朱熹就这么说过吕祖谦：“伯恭（吕祖谦字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
朱熹这番话是批评吕祖谦的，却也间接地批评到了《左传》。
吕重视《左传》，劝人读《左传》，甚至是远离经义而径读《左传》，而《左传》恰恰多有“贱王尊霸，谋利计功”
的论调。
孟子很硬朗地说过“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而《左传》却每每对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的事业津津乐道，所有早有人议论过《左传》的是非标准大异于孔子，所以作为《春秋》的解经之作是很不合格的，甚至顾炎武还举出了这样的例子：《左传》记载周王室之事，居然有“王贰于虢”
，“王叛王孙苏”
这样的话，周室以王者之尊而称“贰”
称“叛”
，好像与对方身份相当一样。
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可见《左传》实在是不了解春秋大义。
顾炎武的批评是否得当，尚存异说，而《左传》“贱王尊霸，谋利计功”
，这风格总是看得出的。
但是朱熹反对吕祖谦劝人读史，并没有否定《左传》的意思，他自己曾说“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意”
，又说“《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
，再有“‘三传’唯《左氏》近之”
，可见朱熹对《左传》还算很推崇的，他之反对吕祖谦，应该是不满后者把《左传》做了史论而脱离了经学的高度。
吕祖谦由经入史，自然不会入得那些所谓醇儒的法眼，也算是经学阵营中的一个异数。
而在王霸义利之辨上，朱熹的死对头并不是吕祖谦，而是陈亮，但这就属于另外的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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