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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子贡这些学生并未理解老师的心意，续写《春秋》而留下了“孔丘卒”
的记载。
要知道，孔子辞世之前已经告老退休了，按照《春秋》体例，大夫告老退休之后去世是不该记载的。
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天下之公，而不是要将之作为自己的私家著述。
遗憾的是，孔子把《春秋》当作鲁国之书，子贡这些学生却把它当作了老师的私著。
后世有效法《春秋》的，我却很是疑惑。
《春秋》行使天子之权柄，而如果天下有君，《春秋》就不该出现；如果天下无君，天子之权柄又该托付给谁？哪里还能找到像周公后人那般可以托付的人？所托非人则乱，亲自操刀则僭，无人可托则散。
唉，后人效法《春秋》的，是乱、是僭，还是散？
上述苏洵的解释和公羊传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公羊家认为孔子作《春秋》“黜周王鲁”
，是压低周王室的地位的，而苏则认为孔子这是“尊周王鲁”
，其“托王于鲁”
的合法性源头还是在周王室身上。
但苏对“托王于鲁”
的阐释貌似有着很强的说服力，影响也大，但细想起来却会发觉他很有几分诡辩的味道。
首先是偷换概念：他所谓的《春秋》之赏罚事实上只是褒贬而已，因为一部书的作用说到底也只能够形成道德舆论，无法构成实质性的予夺，这就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因为赏罚这个概念，当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意思就是实质性的予夺，而用在孔子身上的时候却意味着书中的褒贬。
再有就是类比不当：苏用周公代行天子之赏罚来类比孔子代行天子之赏罚，然而周公那么做，既拥有实质性的权柄，又可以造成实质性的予夺，孔子却无位无权，毫无予夺之力，就算想去讨伐邻国弑君的田常，也只能尽心而已，却始终无能为力。
所以，即便不考虑苏洵于史实上的硬伤，单是在逻辑上他就无法自圆其说。
不过，这篇细密的论文仍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何休：孔子作《春秋》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自是“王者之事”
，世乱而从权，至少表面上确实有些僭越的嫌疑。
这个道理可能也确实难于被常人理解，所以孔子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既为王者之事，自然该用王者的纪元，这也符合孔子“名正则言顺”
的主张。
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纪元问题自然也应该在这权与法的范畴之内吧？但是，义理如此，事实又如何？
5.何休的反对派——纪年的金文证据
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一样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学的专家当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
比如孔广森就在这个问题上说：天子和诸侯通称为“君”
，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有不纯臣之义”
。
和后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
孔的这个说法，当本于《白虎通义》。
所谓诸侯“有不纯臣之义”
，是说诸侯与天子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天子以宾礼敬待诸侯，诸侯则裂土称君，南面而治。
而即便何休自己在《春秋公羊传解诂》的一段解释里也这样说，认为天子和诸侯职分不同，但同是南面而治，之间有着亲属关系，异姓呼为伯舅、叔舅，同姓呼为伯父、叔父。
“有不纯臣之义”
的这个质疑显示了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一处不同：秦汉以来，人们习惯于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纪元，如唐朝贞观三年，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洛阳，甚至在遥远的边疆，无一例外都是贞观三年，如果当真出现了另外一个纪元和贞观纪元同时存在，那就说明有人造反了。
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
，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如朱元璋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就是改朝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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