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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的考据，夏代史渺茫难求，至于殷商，如果按常玉芝在1998年出版的《殷商历法研究》当中一个归纳性的说法，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殷商历法问题（包括殷商年代问题，天象记录问题）虽然经过中外学者近七十年的反复研究，发表的各种论作据笔者统计已近两百种……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似乎就只有一点：即认为殷商时期行用的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太阴太阳历，即阴阳合历。
但对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阴阳合历却意见不统一。”
“日南至”
即冬至，确认冬至的具体时间是古代历法推算的重点，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即谓“考我国之天文学实以‘定月建’与‘求日至’两大法为其始基”
。
成蓉镜这里是以《古四分历》和《三统历》两相对照。
成蓉镜书名中的“日南至”
出自《左传》。
《左传》提到“日南至”
共有两次：一是僖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二是昭公二十年，“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
恰恰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中正是以此为证据来护卫“月改则春移”
的旧说，反驳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
之论的：《春秋》是孔子的“尊王之书”
，所谓“王正月”
，是点明“周王之正月”
，把“春”
字放在“王”
字前边，是表示王者效法上天，并非“行夏之时”
的意思……所谓“日南至”
，正因为日南至的时候按周历算是春天，不便在春天称“冬至”
，所以改称“日南至”
。
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统、五始这类问题，历史考据是一条线，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条线。
隐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这个考订放到现在只是一个史实问题，可要是放在过去，不但有可能动摇经学根基——至少“五始”
不全，“体元以居正”
也居错了位，甚至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动摇国本，即政权之“统”
不正！
那么，隐公元年这个历法之差会不会仅仅是一个细节小错而已呢？张闻玉在《铜器历日研究》里做过一个统计：《春秋》隐、桓、庄、闵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
如此一来，“事实明摆着，春秋前期建丑为多，少数失闰才建子、建寅，而没有建亥的；春秋后期建子为正，少数失闰才建亥、建丑，没有建寅的。”
由此出发追溯西周，“如果我们再用大量铜器历日验证，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
因为是观象授时，肉眼观察，必有失闰。
少置一闰，丑正就成为子正；多置一闰，丑正就成寅正。
个别铜器记载‘十四月’，说明西周历制粗疏，再失闰还不可避免。”
章太炎议论《左传》，说公羊家之“五始”
在《左传》里虽然未被明言，却也潜藏其意，只是少了个“公即位”
，是为“四始”
，而且，《左传》不仅叙事，也讲义理，对“元年春王正月”
的义理阐释甚至比公羊家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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