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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章说：《说苑·建本》载魏武侯向吴起打听“元年”
的意思，吴起以“慎始”
为议论，《贾子·胎教》也有类似的说法，而吴起和贾谊都是治《左传》的早期学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公羊传》还没有形诸文字，所以他们对“元年”
义理的阐发肯定不是从《公羊传》中学来的。
章太炎最后的推论稍嫌武断，因为《公羊传》那时虽然没有成书，口耳相传的事却未必没有。
但无论如何，早期左学家对春秋大义的深刻阐发确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春王正月”
，无限微言大义。
大义越深刻，圣人的光环也就越耀眼。
但圣人真是这样的吗？
圣人行事，自当如天日昭昭。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助于《论语》。
《论语》里记了那么多圣人之言，虽然不少都是缺少上下文的，也很可能存在不少脱漏错简，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孔子的风格是朴实明朗的，而不是说谜语、打机锋的风格。
当然，有些圣人之言也许过于超前，所以虽不见容于当时，却可以行之于后世。
顾炎武说，孔子当初对颜渊讲“行夏之时”
，这议论并不是针对他自己的时代而发，而是通过颜渊传到汉武帝那里，终于在几百年之后让汉武帝实行了他“行夏之时”
的政治理念。
而同样是从孔子自己的言论里，王守仁则认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说过“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
，还说“吾从周”
，而改变周朝正朔明明就是“议礼”
，就是“制度”
，那么，这就不是“从周”
而是叛周了。
王守仁总结道：《春秋》之法，改变旧制的要批评，如鲁宣公搞初税亩；紊乱王制的要批评，如郑庄公归祊；无王命的要批评，如莒人入向。
可这三种罪过的严重程度都远比不上对天子正朔的改变，如果鲁宣公、郑庄公以此来反诘孔子，孔子将以何言相对？
至此，看过了“元年春王正月”
的诸多解说、诸般深意，如果从溯本求源的意义来讲，虽然可以排除一些误解，而真相如何始终难知。
但毕竟，真实影响着两千年来政治与社会的正是这无穷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个不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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