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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帝乙还有个小儿子，叫辛，辛的生母是“正后”
，所以辛虽然岁数小，却被立为王位继承人。
这位辛，就是后来的商纣王。
对这同一件事，《吕氏春秋》给出了不同的版本：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
受德乃纣也，甚少矣。
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
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纣故为后。
用法若此，不若无法。
（《吕氏春秋·当务》）
在这一版本里，纣王和微子启由异母兄弟变成了同母兄弟，微子启是老大，还有个老二叫中衍，老三叫受德，也就是后来的纣王。
这一来好像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纣王和微子启一母同胞，无论按立贵还是立长的标准，王位都轮不到纣王。
果然，父母都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可这时候出来一位太史，“据法而争”
——这个法，应当就是殷商一贯的继承传统了。
太史所争的是：如果正妻有儿子，立太子时就不能立妾的儿子，所以不能立微子启，而要立受德（纣王）。
无论是《史记》还是《吕氏春秋》，虽然细节不同，但都认为殷商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吕氏春秋》还涉及了继室问题：妾是可以接正妻的班的。
当然，《吕氏春秋》这里所用的“妾”
字应当是取其广义的。
《史记》和《吕氏春秋》的这两段文字常被学者们用来佐证殷商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之存在，但至少《吕氏春秋》的记载未必是真实可信的——通观上下文，作者的意图是要“讲道理”
，而不是“摆事实”
，也就是说，作者用的是先秦诸子常用的“小故事，大道理”
的论说手法，并且和纣王这个故事相邻的其他故事无不具有寓言性质，而纣王这则故事最后是要说明“用法若此，不若无法”
，批评那位太史死脑筋“据法而争”
而使大贤人微子启终于与王位无缘，大坏蛋商纣王却登上了王座。
道理是实在的，故事却未必也是实在的。
文献寥寥，还是要从甲骨文入手。
在追溯源流的问题上，胡厚宣有一番疏理：在殷商后期，九代人里有七代传子，可见这全不是兄终弟及的制度了。
商王妻子众多，又重视生育，由此而有传子之制，由此而有嫡庶之分，由此又渐渐生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由此而下启了周人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此即儒家礼制的一个重要源头之所在。
具体到嫡庶问题上，“卜辞中有大子之称，当即长嫡之意。
又有称小王者，疑即指此种嫡长继立之王也。”
从亲亲到尊尊的转变，或许不像古人普遍认为的那样，发生于殷周之际无中生有的制度设计，而是具有更早的渊源。
这种转变既不是一蹴而就、从无反复的，更不会是各个地方同时发生的——比如，作为生活在周代的殷商后裔，宋国的兄终弟及观念似乎就更强一些（如前述宋宣公的故事），而立宠姬所生之爱子也算是国君们一种顽固的人之常情——鲁惠公似乎就是一个样板，或许因为爱仲子而欲立桓公，于是也像宋宣公一样，在继承法问题上埋下了一粒乱国的种子。
从这层意义上，大约也可以对“《春秋》为何开始于隐公”
这个问题解读出一则新的春秋大义来。
另外，王国维的考证虽然尚存争议，但他对嫡长制的意义所做的分析仍是尤其值得参考的：从嫡长子继承制度而有了宗法与丧服之制，由此而又有了封建子弟之制，以及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度。
周人政治的渊源，乃至后世许多社会体制与社会问题的渊源，都可以在嫡长子继承制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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