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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他对原有的一部鲁国国史做了加工修改，而这里的“公即位”
推想是鲁史旧文原本就有的，孔子却特意把这三个字“削”
了去，其中深意要靠后人细心体味。
至于“公”
“穀”
两家的学风差异在这里便已经有了一些体现：“《春秋》公羊学强调严肃宗法和政治的纲纪，严格等级秩序，提倡正名分、大一统，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等级制度的权威，这种具有法治精神的学说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但同时也使宗法伦常温情脉脉的一面大为削弱。
与公羊学不同，穀梁学十分重视礼义教化，重视宗法情感，把礼的观念提到了突出的地位，而这具有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稳定政治统治，保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作用。
比如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公羊传》说‘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强调等级制度的秩序；而《穀梁传》则宣扬‘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侧重人伦情绪”
。
（2）对《春秋·隐公元年》不书“公即位”
的义理之争与考据之争
揣摩圣人的深意，对与错并没有一个硬性指标，不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时代的思想烙印。
比如宋代的春秋学是很主张“尊王攘夷”
的，张洽《春秋集传》引《程氏传》中对不书“公即位”
的看法：“这是在全书的开始彰明万世大法啊！
诸侯即位必须由天子任命，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可隐公即位却没经过这道正当手续，是为‘自立’，所以《春秋》不书‘公即位’，是不认可他的合法身份。”
公羊学家大谈“黜周王鲁”
，推鲁隐公为始受命王，这条解释却反其道而行之，领悟这里的“春秋大义”
分明是贬斥鲁隐公。
胡安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此见且议论更详：“国君改元一定要行告庙之礼，史官也一定会记录新君即位，而隐公即位却不见于《春秋》，这分明是孔子把这话给‘削’了去。
古时候诸侯继位袭封，必是继承前任国君；爵位和土地受之于天子，所以必然要向天子禀告。
而鲁隐公‘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是大夫们要立他为君，居然成真，于是乎后来种种篡弑纷争便由此而起，这实在是一个坏的开头。
所以《春秋》‘削’去‘公即位’来贬斥隐公，这是为了彰明大法，摆正父子君臣的关系。”
唐人陆淳还曾从“正月”
这个字眼上读出过孔子对“公即位”
的一番微言大义：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春秋》记载鲁隐公时代一共十一年，在这十一年里，只有隐公元年有正月，后边十年全不见正月的影子。
元年有正月，意味着鲁隐公理应即位却没有举行即位典礼，而其后十年未记正月，是讽刺鲁隐公理应为君却因行事不正而惹来祸患。
这些前代先贤揣摩孔子之意是否贴切暂且不提，先说一下他们所透露的一个史料信息：诸侯虽然拥有着高度的自治权，继承人接班虽然有着明确的论资排辈的标准，但是，新君即位是要有正式典礼的，必须经由周天子的册封才行，这是很必要的合法手续，如王玉哲所谓：“诸侯对封土及人民在理论上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诸侯对国土可以世袭，但其嗣君必须得天子的批准，才有权即位。
……岂但诸侯后嗣必须经王之批准，连诸侯国内之卿大夫，也必须由周王直接任命。”
周天子的这个“批准”
，是为“册命”
，是一件非常郑重其事的事情。
既然如此，隐公即位如果没得到周天子的册命，也许其合法性真成问题。
但这事究竟如何毕竟也难于言之凿凿。
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春秋》到底对鲁隐公是褒是贬、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这都越发令人困惑了。
的确，无论正方还是反方，说的都有道理，基本也都能自圆其说。
也许，各方面看似互相龃龉的意见并非完全针锋相对，而是各自窥探到了真相的某一个侧面，并把这一侧面夸大了而已——解读《春秋》还真有几分盲人摸象的感觉。
如果《公》《穀》的记事基本成立的话，那么，无论隐公的即位是否禀告了周天子，无论隐公是否完成了先父的不良愿望，他的谦让之风毕竟是无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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