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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可以说：鲁隐公是一位礼让之君。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因为孔子恰恰是很主张以“礼让”
治国的。
《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这里是“礼让”
连书，而不是单讲一个“礼”
字，钱穆解说道：“孔子常以仁礼兼言，此章独举让字。
在上者若误认礼为下尊上即不免有争心，不知礼有互让义，故特举为说。
所举愈切实，所诫愈显明矣。”
由此，赵生群便是引述《论语》本节而推演孔子《春秋》托始于鲁隐公之意：“孔子非常赞赏礼让的行为，他对尧舜禅让推崇备至，对吴太伯、伯夷、叔齐让国的行动也是极口称道，这些都明见于《论语》；他删定《尚书》，首篇列《尧典》，与《春秋》托始隐公用意正相类似。
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看，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在宣扬一种‘让’的精神。
《春秋》记事不从周公开始，主要是因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对周公、文、武的事迹已多所传习，而《春秋》的主旨是要‘拨乱世反之正’，其手段则是针对王道衰微后的现实进行褒贬，通过‘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来表达自己的理想。
《春秋》的上限，大致是平王东迁之后，其所以不载鲁惠公事（惠公亦在周室东迁后），则是为了托始隐公以表现‘让德’。”
归纳一下，到现在为止，在持“笔削”
之说的经师眼中，“元年春王正月”
这短短六个字里，所谓“孔子笔削”
之迹已有两处：一是“春”
字为孔子所加，二是“公即位”
为孔子所删，“王”
字也有笔削之嫌，但现已基本可以证伪。
所以，要找“微言大义”
就得着重在这“笔削之迹”
之处下手。
而在纯粹的史料意义上，“元年春王正月”
几乎什么都没告诉我们。
试想一下，假如“三传”
全部失传，《春秋》至少这一句话便恐怕没人能够看懂，更别提从中发掘出什么微言大义了。
《公》《穀》虽然也讲些史事背景，却多以发掘微言大义见长，史料的重任几乎都担在《左传》肩上。
古人虽往往不敢轻忽圣典，却也有人指出了这个问题，比如常被引用的桓谭的话“《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已见前述，再如王安石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
。
尽管“断烂朝报”
这被广为引用的一语很可能是世人不断以讹传讹地误解了王安石的原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误解的确很像正解。
而若换下“朝报”
，以今天的报纸为喻，钱钟书如下的这个比方无疑是最贴切不过的：“《经》之与《传》，尤类今世报纸新闻标题之与报道。
苟不见报道，则只覩标题造语之繁简，选字之难易，充量更可睹词气之为“惩”
为“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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