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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而已……”
那么，史实与义理究竟为何，或许《左传》才是最值得参考的。
3.左氏经解：无经之传，先经以始事
《左传》一开篇，没提“元年春王正月”
，却讲了一段看似和《春秋经·隐公元年》的文字无甚关系的叙述：
惠公元妃孟子。
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
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在这一段之后，才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全文，接下来《左传》才开始解释“元年春王正月”
和“不书即位”
：
元年春，王周正月。
不书即位，摄也。
我们所能看到的《左传》几乎都是这个体例，而《左传》原本却不是这样的，而是上下两段连在一起，中间并没有被《春秋》的文字隔开。
这个“集解”
和一般意义上的“集解”
全然不同。
一般说“集解”
，是汇集一众学者的解说，比如《论语集解》，而杜预的《经传集解》却是“聚集经传为之作解”
。
据孔颖达的意见，左丘明创作《左传》，不敢和孔圣大作杂糅一处，所以作为教辅的单行本，在教材之外单独成书，而这种情形并非《左传》独有，《公羊传》《穀梁传》，乃至毛公和韩婴为《诗经》作传，都是经与传各自单行的。
如果从表示敬意的角度来看，目的确实达到了，但对于阅读来说却着实不便，所以杜预才把《春秋》和《左传》编辑在一起而加以解释。
但这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者如钱大昕说：杜预的这个《集解》应该是仿效何晏《论语集解》而来的，不过何晏作《论语集解》时搜罗诸家之说，详注说者姓名，杜预却不像何晏这样尊重他人的著作权。
双方各有道理，而就“集解”
的前者之意来说，其实《左传》的编排似乎早有人动过手脚，分年必以“某年”
另起，比如当下这段，便把意思完整的一段文字给隔成两处了。
4.嫡长子继承制
（1）一继一及，非鲁之常
不管一个人多么聪明，多么卓绝，如果说他设计出一幅社会蓝图并付诸实行，并由此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种事情的可信度能有多高？这是我在《春秋大义》里仔细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谈起过去的时候，会说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谈起现在的时候，社会美景却是由伟人设计出来的，等现在变成了过去，不知又该怎么说。
所以，话说回来，对种种的设计论最好小心为上。
同理，对这种立嫡立长的继承制度，最好还是找一找社会风俗的演变脉络。
从周人的历史来看，嫡长子继承制确像是从周公前后开始执行的，因为从周公以前来看：当初太王看着自己的子孙，觉得老三的儿子大有前途，所以不把位子传给长子而是传了老三，是为王季；被太王看好的这个“圣孙”
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而周文王的传位也没有传给自己的长子，而是传了次子周武王。
顾颉刚便曾由此推论，说周人以前并没有嫡长子继承制，这就和商代的前期、中期一样。
至于周公以后的事，很多学者都会引述叔牙的一句名言，即“一继一及，鲁之常也”
——这句话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这里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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