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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传》的“书曰”
和“君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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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段一事上，《左传》叙述甚丰，其间还夹杂了两处议论。
一处是直接解经：“书曰：‘郑伯克段于鄢。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
这是阐发《春秋》“郑伯克段于鄢”
这短短六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大义何在。
另一处是：“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其是之谓乎！”
这是引述“君子”
对颍考叔的评价。
《左传》的成书过程一直是争议很大的，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说法就是《左传》是类似于《国语》或《晏子春秋》一类的历史书，和《春秋》本来毫无关系。
这个意见在古代最大的杀伤力在于：明确否定了《左传》是解经之作，把《左传》踢出了经学之林。
这个说法乍看上去有些不合情理。
就以克段这节来说，夹叙夹议，明明有两处都是属于阐发义理的，而且第一处尤其明确地就是解经的文字。
但是，一方面有人（如郑樵）说这些内容属于经之新意，无关褒贬，而更多的质疑者则认为：这些议论都是后人添加的（第一嫌疑人就是西汉的刘歆），目的就在于把本来一部和《晏子春秋》近似的《左氏春秋》改装成解经著作，把它混入经学阵营里来。
而把这些议论文字拿掉的话，完全不会影响到《左传》的流畅性，甚至还会使《左传》的文字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更加流畅。
林黄中曾以“《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
与“胡安国说《周礼》是刘歆所作”
两件事请教朱熹，朱答说“《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
，又举《左传·隐公六年》的一处例子，说这“是关上文甚事”
。
这方面批评最细致的是清代的皮锡瑞，他指出：把“书曰：‘郑伯克段于鄢。
’……”
这段拿掉，后文是“遂置姜氏于城颍”
，一个“遂”
字紧承前边的“大叔出奔共”
，一气相承。
可见解经的这段文字是后人很生硬地掺杂进去的。
至于第二部分的议论，即“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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