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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18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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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认为首先出现在《近代画家》第二版中的对当代艺术的批评短文如今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好奇，因为它们与我的个人历史的某些方面有关，不过倘若对这些方面进行阐述，则必然会导致对该书更加忘形的回顾。
这些短文不仅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时期或左近所写的其它作品，而且也说明了我的一些也许有人会认为值得保存的画作和手稿。
1841年。
我必须记下几个日期作为标志。
1840年冬和1841年春，我在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创作了一些列的铅笔素描，一部分模仿普劳特，一部分模仿大卫·罗伯茨。
那时候，我压根就没有写作艺术论著的概念（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我离死不远，永远也不会写任何东西。
）这些素描尽管满是缺点，非常庸俗，但是也有很多优点；其中两幅作为对威尼斯的记录，被悬挂在牛津大学；在这些素描中，其中一幅曾被普劳特本人用作油画的基础；所有记录都因表现的准确而具有历史价值。
我曾仅仅依据这些直接从大自然中绘制的素描，模仿特纳，创作水粉画和配诗小品，结果极其可笑，软弱无力。
2．1842年。
这一年春天，我非常偶然地画出了我平生第一副自然生长的叶子素描，画的是塔尔斯山下诺伍德路旁缠绕着树篱中一段残桩上的几片常春藤叶子：如今树篱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一幢时髦住宅的一个砖砌台阶。
（尽管在我的著作中经常做，但是在素描中）我自从画了那幅素描后，再也没有模仿过任何人，而是立刻进行观察——这些观察使得我后来得以理解前拉斐尔派。
不过那一年创作的作品如今还留在我手中的不多。
一本对植物进行观察的记录送给了C·E·诺顿先生，这本记录是这一类观察的完美代表。
我还保留着一两幅对光和影的观察结果，另外还有几幅树木的素描，也许还有机会制作版画。
3．同年春天，特纳首次展出了其瑞士主题素描，许诺要将其中十幅画成油画。
那幅施普吕根镇素描就是那一时期画的，并且同其它的素描一起展出。
我在有关特纳的笔记[287]的第74页曾经讲述过其故事，1878年我病后康复时，我的朋友把它买来送给了我。
我对其欣赏在随后的岁月中，引导着我对山陵的观察[288]和对地质的研究。
同年，我还获得了考伯伦茨和卢塞恩镇的素描，这两幅作品让我对色彩有了新的看法，因此在各个方面，这一年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个重生之年。
这一年秋天，我再次踏上欧洲大陆——主要到查莫尼；回国后，我充满**，精力充沛地撰写了《近代画家》的第一卷。
次年（1843年），特纳为我画的“格罗道和“大达奇奥”
，如今这些素描在我看来，已经成为我俩一生的非常奇特的符号。
4．1844年，我重返查莫尼，用完全正确而有益的方法进行创作。
一幅有关勃朗峰的素描画的是LesTines山谷上面的针状峰（从查莫兹到迷笛），整个画面大多用铅笔绘制，呈深灰色，不过前景中有一块岩石却着了色。
[289]这一幅足以代表我这一时期的力量。
1845年，《近代画家》第一卷已经开始引起注意，不过我却认为在继续写作之前，必须对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一些画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
我父亲没有时间陪我，于是他就要求带我的查莫尼之行的向导约瑟夫·库蒂特一起去，代替他。
约瑟夫·库蒂特是个极其忠实、明白事理的导师，是我父亲的全权代表：他还是个很好的医生，我从不需要另找医生。
从那些旅行之后，每当我父母不能同行时（我母亲和我父亲寸步不离），库蒂特总是陪我一起出游，直到1875年去世为止。
1845年四月初，他和我相遇在日内瓦时，已年近五十。
我们一路从容不迫，从下萨瓦和普罗旺斯一直走到弗雷居。
当我们坐了一整天的车，穿过长满野长春花的南方沼泽来到海边时，已是满天星星；我记得自己一路上哼着“这四月中旬的梦多么迷人啊”
，把老约瑟夫狠狠逗弄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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