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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毒液遍布了他的下颌。
（4，5）一件褪色的外衣中的一切都说
他的衣服上画满了眼睛，
（6）而在他的胸口隐隐地有
一条可恨的蛇，尾巴高高翘起
（7）在很多褶里，暗示致命一击。”
这就是这九行诗所表达的全部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一个意像表达的，这一意像在思想的搁架上几乎不占一点空间，但是在我们需要时，却可以整个被取出来。
所有高尚的怪诞派作品都是这一类型的集中，而且其中最高贵的则表现无法用其它手段表达的真理。
不仅如此，不重的要真理，它们会表现得令人愉悦，而更重要的真理，它们则会表现得令人敬畏。
这种敬畏不是单纯地陈述被象征化了的真理可以拥有的，而是属于破解谜题的智力行动，属于大脑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让大脑透过现象，在被观察的事物中发现其中蕴藏的无穷力量和意义，赋予看上去最不起眼的事物以最崇高的荣耀。
“‘耶利米，你看见什么？’
‘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
’
‘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
’”
[45]
因此，世世代代，万国千邦，怪诞派理想主义都是这样一种因素，通过它——无论是最崇高的神启之言，还是多少令人有些怀疑的托梦，还是普普通通的诗歌，最令人吃惊、内容最丰富的真理得以明智的传达。
没有哪种想象的因素会有更宽广的范围，更华丽的用途，或是对神圣的真理如此巨大的把握。
那么，这种高贵的力量怎样才能最好地被运用于绘画艺术呢？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论断，即象征主义或拟人手法根本就不应该被引入绘画。
这种论断的基础不可理解，实质上非常荒谬。
凡是可以用语言描述为看得见的事物，从逻辑上讲[46]，也许色彩更能表现其看得见；这不仅是理想艺术的一种合法分支，而且我相信其它的艺术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广泛的用途，如此富有指导意义；我衷心地希望诗人们发明过的每一个伟大的讽喻都被有力地表现在画布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希望我们的艺术家们一直都在刺激自己去创造更多作品。
就这一问题的权威意见而言，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从艺术诞生那一天起，一直到艺术消亡，讽喻画就成为了最伟大的人物和最聪慧的大众共同喜爱的东西。
奥卡格纳的“死神的胜利”
及西蒙·梅米在西班牙教堂绘制的壁画；乔托在阿斯希的主要作品，以及在阿里纳的部分作品；米开朗基罗的两大雕塑，“黑夜”
和“白昼”
；阿尔伯特·丢勒的尊贵的“忧郁女神”
等几百幅最优秀的作品；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三分之一的作品，以及拉斐尔和鲁本斯的作品中几乎同样大的一部分，都是完全象征性或拟人化的；除了鲁本斯的之外，总是画家最有趣的作品中的一部分。
艺术家越伟大，思考得越周密，他们就越从象征主义中感到高兴，运用这一技巧也就越大胆。
沉闷的象征主义，破旧的象征主义，无意义的象征主义，这些都的确足以让人感到不快；其它种种沉闷的、破旧的而无意义的事物，也莫不如此。
的确，和大多数处理方法相比，象征主义和拟人手法更倾向于把边缘磨平；在用来表示我们现代的名誉、正义等各种各样的比喻性理想的标志之中，都有借口让我们不能够好好理解拟人手法的真正力量。
然而这一力量不仅巨大，而且不会衰竭，画家带着特殊的喜悦来理解它，因为它可以让画家将入画因素和想象引入作品，而没有它，这两者是绝不允许进入画作的。
这一力量可以将沙漠中的野兽引入内室，在空气中填满居民和地球，让（明显）最无趣的事件主题成为最激动人心的戏剧。
除非丁托列托能够在主人身边画一头长着翅膀的狮子，从鼻子到尾巴长达十英尺，睡在那张土耳其地毯上，否则即使是他，有时也难以忍受长时间在宫殿里，面对一大块大画板，索然无味地为道奇家族的某个人的画像；而鲁本斯如果不是得益于那位巨大的玫瑰红脸颊的女神和反叛的六头蛇怪的话，他对美第奇家玛丽的赞美只会让被赞美者本人感到满意。
请看，这些想象物体的引入不仅容许在事件上的更荒诞，而且容许在处理方法上无限荒诞。
我相信那些领域因为远离对伪理想的追寻——这些理想穷尽了荒诞想象的范围，从而几乎还没有人进入过，因此我们面前有一片尊贵的梦境之地般的宇宙等待着我们去征服。
迄今为止，当荒诞的生命被引入时，画家要么像鲁本斯那样，或者像丁托列托大多数时候那样，性喜真实，把鬼魂画得有血有肉；要么训练不足，表现手法贫乏，无力刻画壮丽的鬼魂，只能把它们画得透明或朦胧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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