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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伟大的画家倘若能够充分表现真理，对现代绘画艺术的各种效果了如指掌，那么他就会庄严而无惧地在精神世界自由驰骋，忠实地追随那个世界里但丁和斯宾塞这样的大师，通过绘画来表达的壮丽思想就似乎没有极限。
比如，请想一想人们通常是如何表现善的：在雷诺兹的笔下，善仅仅表现为对很多孩子的照料，而在乔托的笔下，善则化为心中流出火焰的人物，多少有些痛苦才能想象出来；想一想通过轻轻地放大但丁的想法，“那么地红，在火焰当中几乎都看不见她”
，也就是说，为了表现其可爱，把她的脸和身体画成红光四射，并且在她从天而降时，所有的云彩都因她的出现而染上了红晕，就像日落时一样，想一想这样做对表现爱会增加多少意义。
在一个软弱的画家手中，这种尝试最终将会沦落为讽刺画，不过假如是柯勒乔的话，那么他原来的充满肉欲的画作就会多了（并非不相一致的）安吉利科式的感情，多了特纳对云的了解。
在像这样的一种结合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受过另一学派训练的柯勒乔也许会显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掌握这种方法；在特纳所画的赫斯珀里得斯的龙、伊阿宋、《哥伦布之旅》的配画（“他们慢慢地沿着夜空航行着”
）等类似的画作，还有沃茨和罗赛蒂的很多作品中，如我相信的一样，在怪诞派和现实主义力量真正的结合中，一个新的艺术纪元的曙光已经可见了。
毫无疑问，所有二流大师对其怪诞概念的表现都有一个严格的限度，并且，事物的怪诞特性本身也多少有个限度，因为有很多怪诞派的观念也许可以通过字词朦胧地暗示出来，但是一旦画为清晰的东西，就不行了。
在对这个问题的推理上，很难摆脱我们自己身上的偏见，这些偏见是由像布朗齐诺这样卑下的怪诞派人物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他因为没有真正的想象力，比其他人更容易通过吓人的写实主义来试图强调那种本身并不吓人的可怕东西。
然而除非是在真正最伟大的人的手中，否则怪诞派艺术似乎只有用线条、光和影、抽象的色彩，才能表现得更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它标记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事实。
尽管阿尔伯特·丢勒的“骑士之死”
画得很完美，但是我们能否像从它的阴刻版画中一样，感觉到某种伟大的思想，我对此有些怀疑。
布莱克怪诞的蚀刻作品《约伯书》中表现出强大力量，但是再加上颜色之后，却多少有些失败，不仅仅因为他缺乏力量（他对色彩的眼光自然很好），而且因为完满与否对他的主题似乎并不影响，并且我认为阿尔弗雷德?雷泰尔的两幅怪诞的木刻作品，“死神复仇者”
和“死神朋友”
，其高贵而哀婉动人无法言传，在上色之后，就不再完美。
适合哀婉动人的怪诞作品的道理，也肯定并且总是适合嘲讽性怪诞作品。
只要作品表达了任何转瞬而过的智慧或讥讽，使用的线条或颜色越少越好。
嘲讽越巧妙，就越令人痛苦。
鉴于以上几个原因，表现怪诞派的艺术或多或少都应该是不完善的，这一点似乎不仅得到容许，甚至是求之不得，并且这似乎是有关整个人类的最有益的法则。
怪诞不仅是教学中最有力的工具，而且还是最自然的表达形式。
它是深刻理解真理之人游戏倾向的产物。
同时，它也是二流、三流人物最乐意使用的表现方式之一，可以让其讥讽或智慧永垂后世，因此，在游戏时所暗示的一切则应该能够毫不费力说出来，而能力和知识都不足之人能够说出来的则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技巧就能够说出来，这一点从各方面都是求之不得之事。
因此，怪诞作品，无论是寥寥几笔，还是浓墨重彩，倘若被完全接受，那么这对人类会有无限的好处。
倘若这种怪诞的表现手法有了用武之地，那么智力的巨大力量就会转而追求不朽，而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纪，这种巨大的力量却消散在街头讥笑或自负的狂欢中，而一切机智和挖苦就像酒杯里的泡泡一样，都消失在日常的闲聊之中，而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机智和挖苦曾经在雕刻和插图艺术中得到表现，就像把泡沫固定在玉髓上。
在长期的封闭之后，需要重新打开这一伟大的人类智慧领域。
正是因为这种观点（在有关艺术的观点，并非最不重要观点），我正努力将哥特式建筑引入日常家居中，复兴所谓的插图艺术——不是那种在书上或是羊皮纸上的绘制缩小图画的艺术（两者被混为一谈），而是在让书写，简简单单的书写，变得令人赏心悦目，把它与纯粹的蓝色、紫色、鲜红、白色和金色协调起来，并且在这种和谐的颜色中，允许作者的想象力在各种怪诞的想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小心地剔除阴影。
插图和绘画的明显区别在于插图不允许任何阴影，而只有不同层次的纯粹的色彩。
正是在这一方面，插图尤其适合怪诞的表达。
这是因为，当我使用“图画色彩”
这一词，就像刚刚提及怪诞作品“死神复仇者”
的创作时，我是说将这种色彩与抽象的无形的色调区分开来，这种色调明显适合怪诞的想法。
不太怪的怪诞作品的唯一要求就是残缺。
它也许有光和影，但是却没有色彩（如在蚀刻和雕刻中），或者有色彩，但是却没有光和影（插图），但是除非是在最伟大的大师手下，否则不会两样俱全。
而在玩笑之作中，抽象的色彩是比抽象的光和影更加令人欢快的表达因素。
这些就是真正的怪诞作品多重宝贵的用途，我们剩下要做的就是注意其与邪恶的伪怪诞作品的区别，后者源于穷极无聊而不是高尚的休息，源于恶意而非对于必要的邪恶的认真思考，源于人类灵魂的普遍堕落而非由于思想太过高深而产生的服从或迷惑。
读者很容易想象这样两种不同的思想状况所产生的结果是多么不同，在很多方面又多么相似，多么容易混淆；——有些玩笑非常愚昧，流于表面，目的不明，与柏拉图明快、戏谑、令人喜爱而有远见的玩笑以及阿里斯托芬苦涩、有意而令人遗憾的玩笑相比，它们是多么的不同，但是有时却被误当作是后者；有些恐惧源于丑恶和原罪的孽爱，它们又如何常常误当作是伟人只有在感觉最敏锐之时才能感到的那种避无可避的恐惧；**不羁的梦想或幻想往往模糊而愚蠢，其间充满矛盾，它们又是如何被误当作是思想中被迫出现的矛盾，而这些思想因为太伟大而无法维持，无法清楚表述。
我认为除非我们有一种直觉，能够习惯地辨别是非，否则了解这些事物之间的不同倒是很容易，难的是对这种不同进行定义，或者为发现这种不同制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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