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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司马师于嘉平四年，即公元252年，春正月，“迁将大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将军、录尚书事”
，到正元二年，即255年春正月征毌丘俭后即发目疾死，前后执政三年[259]，则山涛之见司马师求官必在此三年内。
换言之，“竹林之游”
的下限必在252年至254年之间。
至于上限，则最早不会超过249年。
其年王戎十六岁，刚刚与阮籍认识不久，见《晋书·四三·王戎传》[260]。
总之，七贤“在嘉平中并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
，这个说法是可以接受的。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比考证时间、地点更重要的是，竹林七贤及其故事在魏晋清谈中究竟占什么地位？说明什么问题？
如前所述，七贤竹林之游，如果真有其事，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结合，三五年而已，甚或更短。
他们在一起究竟做了些什么？从现存的资料看来，实在是没做什么，除了喝酒还是喝酒。
至于为什么喝酒，似乎各人内心的想法也不一样。
嵇康是看不惯司马氏集团那一班伪君子，口里讲仁义、称周孔，心里想的只是如何剪除异己、夺权篡位，手段之卑劣、残酷令人发指，所以他要“非汤武而薄周孔”
[261]，“越名教而任自然”
[262]，而自知自己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一定为“世教所不容”
[263]，所以只好隐居山阳，到竹林里找一块干净地，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喝喝酒，免得看到京城里那些乌烟瘴气的事，也免得成为司马氏集团的眼中钉。
山涛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之所以隐居山阳是因为看到司马氏和曹氏争权，而鹿死谁手，大势未定，他不想在这种时候出去做官，弄得不好会成两家斗争的牺牲品。
他劝石鉴的话“无事马蹄间”
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态。
所以当司马氏代魏的大势一定，他就结束隐居，主动向司马师求官去了。
其余的人，虽然各有各的想法，但大致不外乎以上两种心态。
王戎接近山涛，阮籍和向秀则接近嵇康[264]。
至于刘伶和阮咸，不过是跟着喝喝酒罢了。
所以，严格地说来，所谓“竹林七贤”
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集团，既不是一个政治集团，甚至也不是一个清谈集团。
他们的共同活动主要是喝酒，他们的结合点则是在老庄哲学的外衣下，以一种不问世事、放浪形骸的姿态来回避当时的政局。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竹林七贤”
在魏晋清谈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首先，七贤故事在东晋以后流传甚广，无论其中缘饰的成分有多少，它已然在清谈名士的意识中成为一个客观存在，因而就不能不正视它的影响。
七贤故事中的饮酒、避世、做官而不办事、放达不守礼法等特色在清谈名士，即贵族知识分子中广泛受到称赞、宣扬与仿效。
虽然也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与抵制，但势力似乎远不及前者。
于是清谈与任诞合流，清谈名士中从此多**之士。
其末流甚至只会**而不能清谈，所以东晋王恭就曾说过：“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265]后世一提到清谈，立即就想到**，想到喝酒，想到做官不做事、不负责，其实二者并无必然的联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竹林七贤的传说。
第二，竹林传说标志的这种清谈与**合流之风，是当时政治状况对知识分子的压迫所导致的结果。
《晋书·四九·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266]这种政治状况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都没有根本的改善，因而清谈与**合流之风也就终魏晋南北朝之世都相当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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