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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话的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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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言论大都以对话的形式流传下来，孔子的《论语》中也有不少的对话。
但究其实质而言，只有苏格拉底的对话才真正具有对话的性质，孔子的对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类似于“教义问答”
的权威话语和独白，问者所起的作用只是提起话头和等待教导。
与孔子在对话中的“诲人不倦”
[84]的“答疑解惑者”
形象不同，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多半是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他的对手才是问题的解释者和回答者；但全部对话的灵魂恰好是提问者而不是回答者，是针对回答的提问才使问题变得更清楚了。
然而，苏格拉底并不以全知者自居，他说“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的，不论大小都没有”
[85]，这不是过分自谦，而是他的真实想法。
因此他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即他只提问，让对方自由地回答。
所以在对话中并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双方都是自由的，一个问题将引出什么样的回答并不是预先策划好的，而是临场发挥的，只有话语本身的逻辑在把言谈导向某个越来越清晰的方向，因而虽然自由交谈，却也不是随意散漫的。
苏格拉底相信，话语有其自身的标准（逻各斯），但这标准不是他所独有的，而是人人固有的理性，这理性即使是他自己一个人所发现和自觉到的，也要由别人嘴里说出的话语来证实其普遍性。
所以苏格拉底从来不强迫人家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总是诱导别人自己自愿地说出他所想说而暂时不说的话；这种暂时不说并不是预设的前提，而是对自己想说的话的存疑和对别人自由的等待，只有当别人自由地说出了他所想说的话，这话语的普遍性才能得到确立；反之，若把别人置于不自由的、被动受教的地位，就算别人承认你说得对，这话语的普遍性也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
苏格拉底把自己的这种方法称为精神的“助产术”
，正是这个意思。
助产婆只能帮助孕妇生孩子，而不能代替她生孩子。
与此相反，孔子虽然并不认为自己“生而知之”
，而是“学而知之”
，但在对话中，他是以“学成者”
的身份高居于他人之上的，尽管还要“学而时习之”
[86]，但总的来讲那已是过去的事了，所以他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87]。
面对学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凡是他不知道的则是不必知道的。
他许多次说自己“不知”
，但这要么是一种回避作答的方式（如《八佾》中对“或问褅之说”
答以“不知也”
），要么只不过是否定态度的一种委婉（巧滑）的表达，实际上早已下了断语（如《公冶长》中对冉雍、子路、冉求、公西赤、陈子文等人判为“不知其仁”
，或“未知，焉得仁？”
）。
他教导学生说“诲女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88]，但至少他认为自己所知的那一点是不可怀疑的，必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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