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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却从未考虑过是否会有自以为知其实却并不知的情况。
后面这种情况正是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知和那些号称有知识的人(“智者”
)的知都抱怀疑态度的根本原因。
所以孔子的“知其不知”
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
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对自己已有的知的一种反思态度,它导致把对话当作双方一起探求真知识的过程,前者则把对话看作传授已知知识的场所。
孔子对自己也不知的东西的确是坦然承认的,但那只是因为他不认为这些知识是必须的。
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90],一般“鄙夫”
之知是不用学的,只需从君子的立场“叩其两端”
即可穷尽其理。
例如,樊迟请学稼、学为圃,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老圃,然后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91]这就叫“叩其两端”
(即“上”
“下”
两端)。
所以,苏格拉底在谈话中专门找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提问,揭示其矛盾,打破他们的自满自足,启发他们意识到自已的无知和肤浅,从而致力于知识的进一步深化;反之,孔子则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即不到学生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92]。
人家有疑问来请教,这正是占领话语制高点的好机会,所以朱熹注云“待其诚至而后告之”
。
常听人说到一个悖论:没有诚心是进入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有了诚心又跳不出中国传统文化,结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认知(只可信奉)。
想必这一悖论自孔子已经开始了,他是绝对说服不了像美诺和智者派那样一些自以为是、既不“愤”
也不“悱”
的聪明人的,只能成为那些脑子不太开窍的人的精神领袖。
而一旦成为精神领袖,则可以对他人任意褒贬评点,成为类似于上帝那样的“知人心者”
,所以“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93]。
所有弟子的优点缺点均在他一人掌握之中,谁将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都被他所预见。
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虽然极其谦虚,但他的对话总使人感到一种不平等,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即使有些话毫无逻辑性也不容辩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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