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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诗人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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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说，最强大的人是那孤独的人。
的确，要在孤独中承受住群体意识的外来的和内心的巨大压力，需要有极其强有力的人格和丰富到可以包摄整个世界的心灵。
诗人曾卓是当今我国诗坛上少有的几个保持着创作青春的老诗人之一。
曾老的诗为什么至今还有如此迷人的魅力？为什么直到最近，他写出的诗还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对诗人所表达的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以分析。
的确，曾老的诗在老一辈诗人中是特别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的。
个人感情和感受的直接抒发，虽然偶尔也不免使人感到有些直露，但总是那么亲切、深沉，富有个性。
读他的诗，就是读他的人，诗对于他就像丰富的神经和血管一样敏感，如同受难的灵魂一般虔诚。
不论是谈革命、谈青春、谈友谊，还是谈生活和爱情，也不论是瞬间的感受还是历史的沉思，一切动**、汹涌、庄严和辽阔，无不融入诗人那博大的心胸，成为他个人内心独有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曾老诗中的自我意识倾向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才日益增强的。
在抗战时期的一批作品中，诗人更多关注的不是他的自我，而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难，而这是与那个时代合拍的。
“愿不幸者不是永远流着不幸的泪”
（《除夕》），“我们常常流泪，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一样贫困无助的我们自己”
（《生活》），其中震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人格理想的回音。
诗人的自我还潜伏在群体意识的普遍性中，一种巨大的群体责任感和自豪感，以及对集体主义理想的坚贞的信念（“我的沙漠上将有绿色的大森林，像海”
，《沙漠和海》）在与严酷现实的冲突中构成了诗人早期诗作的**。
这种潜藏着的自我还没有发展出自身内在的矛盾，甚至还没有被意识到、注意到，它只是一条单纯的原则：为“受难的国度和受难的人民”
去争取“他们自己的狂欢夜”
（《除夕》）。
这是一个与群体完全融合无间的个体，一切诗意都是由这一个单纯的原则向各个方面（事业、爱情、人生等）生发开来的结果。
冲突只发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而不存在于理想本身之中。
在血与火、爱与死、泪与仇的激**底下，在一个不为人知、甚至不为诗人自己所发现的平静的深处，沉睡着一个没有**、没有欲望、没有疑惑的自在的世界。
因此，不论在多么严峻的条件下，在狱中，在阴云压顶的日子里，诗人的歌声始终是自信的、向上的、乐观的，尽管他描写的大多是痛苦——群体的痛苦。
随着那样一个时代的结束，诗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于巨大的欢乐之中。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下子消失了，理想本身的冲突又还没有发展出来，因此——看起来很奇怪——诗人那有力的歌声反而失去了往日的支撑点，变得空洞起来。
“愤怒出诗人”
，在幸福的光照下，真正深刻的诗性往往会沉睡，正如在但丁的《神曲》中，诗人维吉尔是地狱的导游者，却不能充当天堂的引路人一样。
诗情只有在矛盾冲突中才能获得力量。
这样一种矛盾冲突很快就到来了。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灿烂的天空中飘浮着越来越浓重的乌云，诗人的政治遭遇促使他日益转向内心，陷入一种人格分裂的痛苦——个体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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