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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理性道路”
和“德行道路”
的这种绝对对立，实际上无非是理性和情感的对立；一百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证明，不管你要不要现代化，如果你只愿意走情感之路而不愿走理性之路，你注定会闹到濒临绝境的地步。
石先生当然还可以并永远可以再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但问题是今天的现实仍然“逼人”
，而且更加“逼人”
。
石先生怎么就不去想想，当初面临逼人的现实，中国为什么不得不“拥抱西化”
，而不是去拥抱别的什么东西？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拥抱”
实际上比一百年前更紧密、更实在，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倒退了还是前进了？对此难道就没有一个“理性的和客观的”
分析吗？其实，倘若石先生认真读了我文章中第一部分即“理论”
部分的话，是不难回答这些问题的。
可惜石先生并不屑于考虑这些小问题，他更多地想到的毋宁是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拯救西方文化于水火、“引领人类走上幸福生活之途”
。
那的确是更加“崇高”
、更具“战略意义”
的伟业，但似乎并不解决我们自己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至少有好高骛远之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石文对胡先生的情感进行了一种情感性的辩护，对我的情感则进行了一种情感性的反驳。
我不否认我有情感，也不否认我的文章中有某种激烈的情绪倾向。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问题在于，在理论和学术探讨中，情感一定要基于理性，否则就会成为一种不合理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无任何出路的情感。
石先生撇开我文章中的“理论”
部分而专就“情感”
部分立论，这只不过反映出他对理性的忽视和对情感的迷恋罢了。
他责备我“把自己摆在学术评判者的位置上，从而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地批评他人的学术态度，不仅缺乏起码的宽容精神，而且也不利于讨论的深入展开”
。
也许我的口气从传统习惯的眼光来看是尖锐了一点，但我认为，在学理上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人，这应是学者的职责，学者就应当以“学术评判者”
自居。
一个学者如果在理论上不觉得自己“居高临下”
，即自信对他人的观点有所超出，那他最好是保持沉默。
“宽容”
不是指表达上的欲言还休、说一半留一半，而是指各人都有通过讲理来批评别人的权利，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讨论的深入展开”
；反之，回避理性的辩难而纠缠于情感的分寸，只会使学术讨论变成一种关系学的游戏。
国内学术界的这种温吞水似的甜腻空气已到了务必打破的时候了。
[附]石砩：关于第三种道路及其他
——再与邓晓芒先生对话
1.邓晓芒先生的《情感的位置——答石砩先生》一文[42]，针对拙文《为“大孔子学说”
的情感一辩——与邓晓芒先生对话》[43]对其《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与情感——评胡国亨先生〈独共南山守中国〉》[44]的批评作了回应。
拜读邓文，对邓文的基本看法，仍觉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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