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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深化认识，探索真理的目的，再就邓文提出的有关问题，与邓晓芒先生继续对话。
2.邓先生认为，拙文以“大孔子学说”
的立论是“基于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和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切担忧”
，来证明“大孔子学说”
没有“脱离中国的现实生活”
，“一开始就把两个不同逻辑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一种理论是否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担忧，与这种理论本身作为一种学说是否脱离实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拙文的论证“正如仅凭医生为病人看病就断言他定能开出好药方来一样荒谬”
。
对邓文的这一批评，我有必要作一简单的申辩。
毫无疑问，如果拙文仅仅从“大孔子学说”
的立论基础和出发点是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关怀，来推出“大孔子学说”
是一种现实的学说，那么，邓文的批评就完全是恰当的。
但问题在于，拙文的论证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大孔子学说”
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解释及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构想。
具体地说，拙文的论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拙文认为，“大孔子学说”
对目前中国的现实生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胡国亨先生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寻求新的出路，由洋务运动开始，经过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到了五四运动，最终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国救亡的模式。”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途径和模式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结果，虽然我们选择了现代化，但我们的现代化始终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既无法建立起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竞争、法治、民主和知识的制约机制，又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伦理的制约机制，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成为“一种不中不西的混合文化。
一方面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传统，但却保留了坏的一面；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最表面及肤浅的文化，却没有摄取其最优秀的一面”
，以致自我主义的“只求目的，不择手段”
的心态，成为目前国人的指导思想。
[45]这表明，如果我们漠视中国的传统与特点，盲目地追寻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结果不仅无法达到西方文化所承诺的理想社会，相反将付出极高的代价，甚至是自我毁灭的代价。
我以为，“大孔子学说”
对中国现实生活的这一评估，是比较深刻和值得珍视的。
其次，拙文认为“大孔子学说”
是一种现实的学说，还因为其对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的批评，以及对中国文化未来建设路向的构想，都有值得我们深思的精彩之处。
胡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结构，是源于以单元个体为中心的结构。
这个结构的特色，是整个体系最终的价值来自个体，社会组织的设计或安排是为顺应个体的需求而不是群体的延续，社会本身不能凌驾个体之上。
既以个体为价值最终点，就必须以个人功利为出发点，并以个人的观点看这个世界。”
[46]这种对个体的关注，必然导致西方文化的关注点偏向外在化与主客体对立，导致个体注重追求最大的现世利益与“永生”
，导致对理性能力的片面强调，它是现代西方社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有鉴于此，“未来的中国文化应该重新立足于孔子思想之上。
在智性方面，在行为制约方面，却尽量吸收西方的优点。
另一方面，为了个人的平衡发展，亦应该吸收佛教文化中灵性的培养。
以孔子学说为核心，引进智性、智性中的德性、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消极性’自由的概念，以及佛教的灵性，从而建立和开拓一个‘大孔子学说’”
[47]。
我以为，这种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新文化策略，对于救治西方式现代化的困局，融合各种不同文化传统，引领人类走上幸福生活之途，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拙文认为，“大孔子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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