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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孔子对于人性的定义，在我看来，在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学说中是最健全的。
孔子所持的那种个体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最成熟的类型。
它不是依赖于一个外在行为者（如上帝）或一个外在安息所（如‘天国’），也没有依赖于一个外在占有物（如物质财产），个体的自我完善完全以他自身为源泉，并且不阻碍他人同样以自身为自我完善的模式，因此是一种真正能够获得自我实现的个体”
。
从实际层面的考虑来说，“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儒家学说在中国民族精神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复兴孔子的思想比任何其他学说都将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实际影响，即使其他学说对人类可能具有同样有益的潜在可能性。”
[54]撇开理论层面的考虑不谈，“大孔子学说”
立足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来构想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向，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
因为既然理性和价值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那么，对于中国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构想，就一定要立足于中国人具体的生活实践和生活世界，立足于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方式。
这其中，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是我们把握中国人生活实践和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维度。
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生存背景和基础，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底色。
正如我们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摆脱地球的引力一样，我们也无法通过模仿西方使自己超越历史的重力而在历史时空坐标中自由飘**，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我们的生存因丧失历史的重量而失去根基。
无论我们觉得传统合理还是不合理，无论我们是想保留传统还是改变传统，传统本身都毫无例外地起着作用，我们只能处于传统之中领悟和改变传统。
正如哈耶克（F.A.Hayek）所说，传统作为不受理性控制及理性不及的领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
。
“欲改善文明这个整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必须在与这些力量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与它们的对抗中展开。
此外，在我们力图改善文明这个整体的种种努力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进行工作，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
[55]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论证并不是要证明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传统生存方式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是唯一合理的，而只是想强调，当我们构想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时，切不可忽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生存方式的确不同于西方，因而切不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近代西方的理性化发展模式和道路。
这也正是我们反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走第三种道路的根源所在。
4.最后，我想对邓先生所倡导的“新批判主义”
的方法论作一简要的批评。
邓先生说，认为“五四精神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其现实目标是启蒙和救亡”
，只是一种表层的理解，深层的五四精神是要塑造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国人的新人，或者说，是要“救人”
，特别是“救未来之人”
，为此，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这种批判没有现成的标准”
，而完全“以现实生活和当前实践为标准”
[56]。
在我看来，“新批判主义”
的这种方法论策略，大可值得商榷。
首先，邓先生认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救人，是塑造新人。
虽然邓先生没有告诉我们衡量这种新人的标准是什么，但从“新批判主义”
的价值趋向看，这种新人大概是彻底摆脱传统的理性之人。
我当然也希望这一目标能在中国实现，从而使我们面临的所有危机和困境都随着这种新人的出现而获得彻底的解决。
只可惜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者的田野研究发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现实：“自1979年改革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民间传统仪式、信仰、社会交往模式或理论界称之为‘迷信’和‘旧事物’的现象却得以复兴。”
[57]美国汉学家墨子刻（T.A.Metzger）则说得更为确定：“将来在中国，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没有范围的三个市场，以及道德相对论都不容易生根。”
[58]而这三者恰恰是理性社会的核心。
这样一来，以解构任何道德乌托邦为己任的“新批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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