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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化”
，而是一种复杂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
我们必须自觉地扩大视野，在借鉴西方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同时，确立起适合中国自己独特传统和现实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
绝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的障碍和阻力，相反，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方式。
这种传统作为中国人长期以来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必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丢掉这种传统，必定危及现代化的生命力和健康发展。
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国情’，基于这种国情应该追求怎样的‘国益’，为了实现国益又必须确立怎样的‘国策’”
[48]，那么，中国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文化反而日益复兴这一现实，则进一步证明了“传统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复兴，与民间社会——经济活动对传统社会与文化资源的重新需求有密切的关系”
[49]。
这意味着，不可能有一种能脱离各国传统的普适性的现代化模式与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若要取得成功，其模式与道路必须有适应中国传统而有别于西方传统的特殊性，它无疑既不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也不可能是纯粹情感的。
其次，正如邓文所说，“绝无普遍的绝对‘价值’”
，但邓先生大概忘记了，同样也绝无普遍的绝对“理性”
。
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观念，认为“理性是人类共同依赖的指涉架构，在这一架构内，人对事物的不同理解最终被归结为同一的理解”
[50]。
但事实上，人类的理性，受着不同时代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因而不可能是同一的和先天的，而只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
黑格尔以后的西方人文主义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已觉察到西方文化理性表象后面隐藏着非理性的元素。
他们看到西方的所谓理性文化背后隐伏着权力的支配、意识形态的作祟、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冲突、个人主义与社会所得分配的矛盾、大社会大政府大科技大企业的控制力量等”
[51]，因而对西方文化的理性观念展开了批判。
如果我们认同这种批判，那么结论就只能是：如邓文所认定的“合乎普遍理性”
的普适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是没有的。
再次，邓先生批评拙文关于近代西方的“理性概念偏向了手段和智性的发展，而忽略了其背后的价值层面”
的说法，认为“以理性为基础并不一定导致忽略价值层面”
。
显然，邓文的论证偷换了概念。
拙文批评的是建基于近代西方文化理性概念的西方社会忽视了理性背后的价值层面，并未说以理性为基础就一定会导致忽视价值层面。
邓文之所以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在他看来，理性是普遍的、单一的和绝对的。
其实，完备的理性概念，“应该同时呈现三种关系。
一是通过智性对现实世界的理解（is-axis），二是工具的运用及资源的累积（-axis），三是价值及目的选择（ought-axis）”
[52]，并且在三者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近代西方社会的理性化，显然偏向了手段与智性的发展，以致把主观理性客观化，工具理性普遍化，从而忽略了价值的层面。
这种片面的理性概念，无疑有很大的局限，会造成社会发展的片面化和单向度。
“只有一个能充分照顾到三方面（ought--is）的关系的理性观，才能使我们洞察何谓最完善的状态及如何达致这状态的最佳途径。”
[53]拙文关于第三种道路的设想，正是基于对理性与价值关系的这一理解。
我之所以认同“大孔子学说”
对中国未来文化建设路向的构想，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一构想符合第三种道路的精神实质。
对于为什么要选择孔子学说作为未来新文化建设的骨架，胡先生曾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作了交代。
从理论层面的考虑来说，“孔子的学说无疑是要在个人与群体、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物质与精神、‘天堂’与尘世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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