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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为自己订了一个五年的学习计划，决心要在五年之中，看完所有那时以单行本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一切能到手的中外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
那时能看到的书很少，我的计划之所以着重于哲学，一是这方面的书相对好找一些，二是哲学是个制高点，它无所不包，再就是后来尝到了一点甜头，深深体会到哲学的重要性，它是理解其他一切学问的前提。
但我绝不是从“专业”
的角度来看哲学的。
当时只是想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有自己一贯的原则和坚定的立场、知识丰富、判断准确、行动有预见性的人，也就是成为我理想中的“真正男子汉”
。
为此我要“看尽天下书”
，凡是人类数千年创造的精神财富，我都要尽可能地吸收为自己的营养。
所以我的涉猎面很广，古今中外的哲学、自然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美学、逻辑学等等，只要是字、是书，几乎没有界限。
当然，最热衷的还是看小说，我觉得一部小说，一部经典文学名著，凝聚了作者一生的体验，如果能吃透、消化，你就活了两辈子。
人不就是要尽量多活，才追求长寿吗？
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我的五年计划，因为我已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的努力。
1970年，我离开了知青点，申请一个人回到我的老家耒阳农村，真正生活在农民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选择。
孤独常常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当你的目的不是放在经世济民、报答某个人或某些人之上，而是要为自己“成人”
时，你就可以不依赖于社会或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独自一人去和历史、和全人类的精神对话。
当然，人不可能完全孤独，他生活在社会中，但他可以独立地考察这个社会，这正是他已经“成人”
的标志。
在老家农村的三年中，我彻底静下心来读了一些哲学书，包括西方哲学原著。
劳动并不紧张，并且此时对我来说，要养活自己一张嘴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继续思想。
至于考大学，考研究生，连想也没想过。
当时的知青们纷纷去学一门手艺，有的还赚了大钱，我却一直当了十年农民，返城后又去干最粗笨的体力活，挑土和搬运。
这也是我的自由选择，它符合我自己的生活准则和安排：体力劳动既锻炼身体，又休息脑筋，还接触社会底层。
我很满意于自己的设计，以至于后来单位领导要把我从搬运工调到办公室搞供销，被我断然谢绝了。
我非常从容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自己的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为1976年以后，许多书慢慢开禁了，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其效率非常惊人。
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哲学功底，它使我的理解力和分析综合能力大大提高，能迅速把握事情的本质，看起书来往往一目十行。
尽管如此，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我还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是报考文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由于对最后这门学科我学得最系统、最有把握，从可能的实际效果考虑，我才选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
记得那天从水电安装公司下了个早班，一身灰土地去省招办拿了张报名表，骑车回家的路上，夹在车后的表掉了，后面两位女士捡起来交还给我，还没等我走远就在议论说：“哪里考得取？”
我心里想，我要考不取，天理难容！
但毕竟，因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已上了录取分数线，并去北京顺利通过了复试，在政审上仍被卡了下来。
我的母亲十分伤心，但我自己倒并不感到特别遗憾。
因为这时，我填报的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的陈修斋先生收到了我在报考的同时给他寄的信和两篇论文，给我来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学成绩。
后来知道我因政审落选，并决心明年第一志愿再报考他的研究生，又来信再三勉励我。
他说他不担心我的专业和基础课程，但要注意外语的准备，我原来考的俄语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西方哲学用得较多的是英、德、法语，最好能在这几门中选一语种，打一点基础。
我当时憋着一口气，瞄准了我认为代表哲学最高水平的德意志民族的语言，找了一位学过德语的老先生请教，用8个月的业余时间苦学苦练，后来居然以高出分数线10分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考试。
我把这种超常发挥的学习能力也归功于我对哲学的领悟，因为根据现代哲学的观点，学哲学也就是学语言，哲学功底对语言的掌握肯定有极大的帮助。
在准备期间，陈修斋先生和他的搭档杨祖陶先生还将他们主编的《欧洲哲学史（试用稿）》寄了一套给我，一是供我系统地复习，二是也想听听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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