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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长期的政治动**、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自然气候的变化，长安衰落和无法立都，还潜藏着另外一个中国军事政治的密码。
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南迁，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衰落相比，黄河中下游的开封、江淮一带却越来越繁华富庶；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中心，也从西北逐渐转移到了东北。
在宋代以前，自古“戎马盛于西北”
，从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吐蕃与突厥等，都曾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上。
所以在宋代以前，立都长安，控制关中平原，进可以出击西北草原和华北平原的游牧民族，守可以倚仗蜀道、退驻成都平原，无论是北进还是南下，长安都是宋代以前中原王朝制内御外的超级宝地。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扎根于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长安城在宋代以前才能立都千年。
但从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东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此情况下，北京的军事、政治地理价值日益突显；而随着中华帝国边疆形势的变化，长安也从帝国的中心逐渐沦落成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边缘地位，最终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个军事经济要地，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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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长安城彻底衰落。
此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洛阳和开封为首都；北宋则以开封，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而元、明、清三代，更是最终奠定了北京作为此后800年间中国首都和军事政治要地的基础。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首都和历史重心，最终逐渐实现了从西到东（长安—洛阳—开封）、从南向北（杭州—南京—北京）的东渐北移“十字架”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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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长安城和唐帝国即将覆灭前的几十年，唐会昌五年（845年），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
他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唐帝国和这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已经接近黄昏末日。
此后，随着五代十国及两宋的长期动**，长安周边“畜产**尽，十室九空”
。
关中地区在宋代时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
“土旷人稀”
的“恶地”
。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1195—1234年）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那座古都，最终覆灭在了破碎的时空里。
从此，再未崛起成为龙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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