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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缺粮，从唐帝国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困扰长安城的魔咒。
由于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耕地却越来越少。
长安城内需要外地接济的粮食缺口，从唐朝初年的每年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膨胀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
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
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
。
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经因为长安城缺粮，而不得不迁到洛阳“就食”
。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
，于是群臣就请唐中宗学习他的父亲唐高宗，到洛阳“就食”
。
没想到不恤民情的唐中宗却发了火，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朝贞元二年（786年），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陷入了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了**。
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说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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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唐长安城的最终毁灭，以及失去立都的基础，漕运的断裂，是最致命的打击。
唐朝时，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可耕作土地的急剧减少，本身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削弱、长期缺粮的长安城及关中地区，只能是依靠江淮一带的粮食和财赋，来维持日益庞大的首都和帝国的运转。
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是，供应长安的粮食运输，是“斗米斗金”
。
但从“安史之乱”
以后，这种仰江淮为生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
以前，面对经济中心日益东移、南迁的趋势，唐王朝要吸取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时，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
在自然天险的阻碍之外，由于关中地区森林滥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因此黄河和渭水，泥沙淤积也很严重，行船非常艰难，因此到唐朝中叶以后，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衰竭和部分河流、水渠的干涸，到了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最终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自身无力生产，又没有漕运补充，长安作为首都的血脉，也就断了。
而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之外，从安史之乱以后，日益骄横的藩镇也经常阻断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
在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漕运断了，那么长安城中的大唐王朝，就成了瓮中之鳖—王朝的喉咙，随时会被军阀们掐断。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黄巢部队的军阀朱温，最终于公元904年强迫唐昭宗迁都到更靠近江淮地区和黄河水运的洛阳，并彻底拆毁长安城，以建设洛阳。
三年后，907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
，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在此情况下，唐代长安城，最终完全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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