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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平军的降将、淮军二号人物程学启为例，程学启起初投降的是湘军，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却对他疑心很重，经常排挤欺凌程学启等人，打仗的时候经常叫程学启等人在最前面冲锋送死，筑营的时候也不允许程学启等降兵跟湘军在一起，因为担心他们从中作乱。
由于深受湘军歧视，程学启还曾自杀过，所幸被部下救出。
因此，占据淮军大部的原太平军成员，也对湘军恨之入骨。
可以想象，假若曾国藩造反称帝，那么在当时最为强大、与湘军向来不合的淮军部队，难免会与湘军公开决裂“杠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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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为了防范湘军等汉人武装的造反，清朝朝廷也一直在不断提防。
尽管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南方战火滔天，清廷却一直将八旗骑兵（京营八旗）的主力十几万人，驻守在北京左右。
为了扼防湘军，慈禧还在军事上做了其他防备，以提防湘军北进。
当时，湘军西面有钦差大臣官文所率领的20万大军守在武昌，控制长江上游；著名悍将僧格林沁则率兵驻守在安徽、湖北；在湘军东面，清廷还布置了富明阿统帅的大军镇守在镇江、扬州等长江下游地带，几乎是全面阻遏湘军。
湘军虽然看起来强大，但主力以水军最强，骑兵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假如北上作战，湘军的水军相对清廷的八旗骑兵并无优势。
此外，清朝当时还有60万绿营兵在各地驻防。
而在曾国藩的湖南湘军之外，清廷当时还命令直隶、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九个省的另外41位官员也举办团练武装，这些分布全国各地的军事武装，都是阻扼湘军的雄厚势力。
在此情况下，尽管部下们内心躁动，期望着跟随曾国藩一起造反称王称霸，但对全国兵力分布和湘军内部矛盾了然于心的曾国藩，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有鉴于湘军内部的“**”
，清廷也洞若观火，一直在不断敲打曾国藩。
1864年七月，当曾国荃攻破天京后，湘军连夜上奏捷报，原本以为会得到重赏的曾国藩和曾国荃，没想到却迎来了清廷和慈禧等人一顿劈头盖脸的狂训。
此前，咸丰皇帝在临死前曾经许诺“克复金陵者为王”
，然而清廷不仅没有兑现这个承诺，还训斥曾国荃指挥失当，没有将太平军一网打尽，以致让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等1000多人逃走。
此外，针对当时到处传言湘军掳掠太平天国的金银宝库“天国圣库”
的问题，清廷还命令曾国荃必须限期将财宝如数上缴朝廷。
清廷还颁发圣旨警告曾国藩，要求曾国藩严格管束部下，不得骄奢**逸、四处掳掠，旨意中严厉训斥、暗藏杀机。
对此，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将士心中非常愤怒，认为自己血战多年，如今攻下天京，不仅没有得到封赏，相反还招来清廷的猜忌，由此他们更加倾向于离心叛变，但曾国藩并未迷失心智，只是默默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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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明白，湘军立下大功，清廷却敢于如此这般训斥和猜忌，是有底气的。
碍于湘军内部的矛盾，淮军的坐大和制衡，以及八旗骑兵和各路绿营兵、团练武装的监视，曾国藩了然于心的是，尽管湘军外表强大，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
即使在曾国藩直接控制的湘军内部，当时贪腐之风也越来越严重，军队中的各级将士纷纷往家中偷运金银财宝，士兵们普遍厌战。
由于赏罚不当、分配不公，湘军内部还出现了闹饷、抗令等问题。
在军中，湘军很多底层士兵大量加入哥老会等黑社会组织，小集团的分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曾国藩明白，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锐气，在到达巅峰之日，也是衰落之时。
盛极而衰，是1864年，**不安的湘军内部的真实写照。
而作为一介书生，曾国藩内心也没有反清称帝的野心。
在曾国藩心中，他组练湘军，原本就是为了忠君报国，儒家的忠义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起兵之初，曾国藩就在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指出，他之所以反对太平天国，乃是因为太平天国本身毁灭儒释道等一切传统中国信仰，毁孔庙、烧道观、杀僧人，对于一切名教的毁灭：“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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