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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恩人的亲弟弟。
吕惠卿垂涎新党领袖之位，不肯让老上司王安石回朝，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建议任王安石为节度使。
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
第二年，王安石东山再起，回朝执政，搞了这么多小动作的吕惠卿慌了。
王安石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很快将吕惠卿排挤出朝。
吕惠卿从此屡遭贬谪，疲于奔命。
尽管吕惠卿是变法的先驱，在边境也忠于职守，却再也难以进入政治中心，被新、旧党共同嫌弃。
忘恩负义，真的会遭报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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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旧党反对新法的火力一点儿也不小，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从熙宁年间就对新党连续炮轰。
朝堂之外，至交好友饮酒赋诗，朝堂之上，新旧两派党同伐异。
有时候，同样一拨人，在生活中是朋友，到了朝廷，就成为政敌。
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极具代表性。
章惇是苏轼多年好友，二人感情深厚。
据说，有一次，苏轼和章惇一起出游，路过一处独木桥，桥边景色宜人，桥下是万丈深渊。
章惇跟苏轼提议：“要不咱俩一起过去，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
豪放的苏轼难得冷静一回，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
章惇不怕，大笑一声，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
，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回来。
苏轼对章惇说：“子厚兄以后能杀人。”
章惇问，何出此言。
苏轼笑道：“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还会顾惜别人的生命吗？”
一语成谶，多年以后，章惇确实差点儿要了苏轼的命。
章惇的科举生涯也有几分传奇色彩。
嘉祐二年，章惇进京，高中进士。
可章惇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族侄章衡，当场就不爽了，拒不受敕，打道回府。
两年后，从头再来，又一次考中。
社会我章哥，就是这么自信。
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和吕惠卿等人一样，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骨干，而作为旧党的苏轼一向心直口快，好议时政。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被政敌群起而攻之，命悬一线。
章惇不惧被新党同僚排挤，仗义相助。
他撰文劝慰苏轼，并上书神宗：“苏轼弱冠之年就擢进士第，23岁应直言极谏科，评为第一。
仁宗皇帝见过苏轼，将他视为一代之宝。
如今反而将他置于牢狱，臣实在担心，后世借此事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在章惇等人的援助下，宋神宗网开一面，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监。
这一年，作为朝臣的苏轼“死”
了，作为文人的苏东坡却“活”
了。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过着清贫的日子，能用来打发度日的，不过几亩薄田，几壶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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