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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咏古抒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
他豪放洒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
他乐观旷达，“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
他慨然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
同时，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挥笔写下有“天下第三行书”
之称的《寒食帖》，“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郁郁不得志的惆怅之情溢于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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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即位后，改元为元祐，皇帝年纪尚幼，旧党领袖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力主废除新法，新党倍受打击，史称“元祐更化”
。
苏轼被召回朝，这会儿轮到章惇倒霉了。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等旧党上书要求废除募役法。
章惇据理力争，立刻遭到旧党攻击，就连苏辙也写了论状。
一向自视甚高的章惇，心都凉了，不久就被贬知汝州，元祐年间一直被贬到岭南，比苏轼当年还惨。
狂傲的人一旦自尊心受到打击，难免都会性情大变，章惇正是如此。
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再次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旧臣，恢复变法，史称“绍圣绍述”
。
章惇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而他重新得势之后，便对旧党进行报复，他对老友苏轼的最后一丝仁慈也消耗殆尽。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作为旧党分子，遭到清算，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
苏轼继续发扬乐观主义精神，写下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好不逍遥自在。
章惇可没有苏轼的气度，经过大起大落的他，内心早已扭曲，他看不惯苏轼的潇洒，心里满是愤恨。
章惇给苏轼挪个地，直接将其贬到最偏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州）。
此时，苏轼已年近60，去了，恐怕就没命回来了。
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24岁的哲宗，英年早逝，没有子嗣。
风头正劲的新党再次诠释什么叫“生命不息，内斗不止”
。
章惇和曾布在立储一事上起了分歧。
曾布等人认为，应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
孤傲的章惇站在众臣对立面，认为赵佶“轻佻无行”
，不宜继承大统。
这一回，章惇站错队了。
众所周知，赵佶，便是宋徽宗。
徽宗即位后，章惇被罢相，贬出京，五年后，病死于湖州团练副使任上。
就在章惇被贬的这一年，远在海南的苏轼遇赦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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