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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强势贸易战前,西夏国内财源濒于枯竭,物价飙涨,必须依靠茶叶改善饮食结构的游牧民众“饮无茶,衣昂贵”
,民众也开始大量逃亡。
而剩余的民众,甚至在西夏国内做了“十不如”
的民谣以讽刺李元昊政府。
失去了青盐等重要财源补充,西夏国内的各个部落首领也不干了——当时,西夏兵制是士兵平时从事生产,战时打仗,士兵必须自备马匹和粮食,而与北宋的连年战争,使得本来人口就少的西夏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不说,农业生产也被严重阻碍,牛羊缺人放牧,基础生产濒于停滞:在此情况下,西夏的国力和民力都不堪重负,许多部落首领也纷纷提出反战,这也给了李元昊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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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说,持久化的战争,首先是国力上的较量,而国小地窄、人口只有300万、财政收入严重倚赖青盐、经济结构单一、严重倚赖北宋的西夏,尽管在军事上频频获胜,然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前,西夏举国上下,无不感受到了国力的巨大限制。
当时,西夏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国家(西夏)自青白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
,而在被北宋实行贸易战后,只能够与契丹进行杯水车薪的小额贸易,“岂所以裕国计乎”
。
北宋的贸易战,已使得“兵行无百日之粮”
的西夏无力再行侵略。
在此情况下,当初嚷嚷着要一直打到长安和开封去的李元昊,不得不开始放低姿态,多次派出使臣,希望北宋能够解除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禁售,而前面说过,军事上较弱的宋朝,搞经济还是蛮有一套,对于西夏希望解除贸易战的图谋,北宋名臣欧阳修直接就对宋仁宗说,贸易战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西夏请求解除青盐禁令,“尤不可从。
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
。
对此,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司马光(1019—1086年)更是直接举例子说,西夏就跟婴儿一样,完全得靠着大宋这个妈妈哺乳喂养,“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
,巨大的国力支撑和经济优势,最终使得北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逐渐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最终,在取得定川寨大胜后两年,作为胜利方的西夏,却不得不与北宋达成了和解,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作为胜利方的西夏李元昊方,以向北宋称臣的“屈尊”
代价,换得了北宋每年给予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
的“赠礼”
,史称“庆历和议”
。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多认为这种“岁赐”
,实质上是北宋对西夏的一种和平“赔款”
,但实际上,最会做生意、擅长精打细算的宋人可一点都不吃亏。
庆历和议后,北宋通过开放与西夏的榷场交易征收商税,也赚了不少钱,因为在继续禁止青盐贸易的基础上,严重倚赖北宋物产的西夏人,每年都不得不将大把的银子缴税给北宋政府,在宋夏贸易中,北宋几乎是取得了一边倒的贸易顺差。
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宋辽关系上:当时,北宋尽管在澶渊之盟后,每年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
,但由于北宋自身农业经济对辽国游牧经济的压倒性优势,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北宋的税收就达“40万贯”
,可以说在实际经济收益上,一点也不吃亏。
在此情况下,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揭露出这个秘密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
,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
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虽然军事上经常被打得满地找牙,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宋人搞经济确实还是蛮有一套的;而打了不少胜仗,却因为贸易战吃了亏,被迫“臣属”
北宋的李元昊,则对宋朝派来的使臣一律挡驾。
史载,对于北宋派去的使节,李元昊一律将他们安排在宥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东)接待,从来不让他们到夏国的都城兴庆府(银川市)去,以免在西夏臣民面前被迫用客礼接待宋朝使节,暴露出西夏的无力和无奈。
尽管通过贸易战手段得了便宜,但军事上较弱的北宋和南宋,最终还是挡不住女真和蒙古人的铁蹄,因为他们不像契丹人和党项人,不仅要钱、还要命,这一下,有钱但拳头却不够硬的宋人,真是没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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