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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理想，自此失落。
这是范仲淹一生中最郁闷的时刻。
改革失败后两年，庆历六年（1046年），58岁的范仲淹在贬所邓州，写下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毕生追求。
然而自始至终，没有人因为改革失败而质疑范仲淹的能力。
人们只是惋惜，如果“庆历新政”
成功了，就不会有后来的“靖康之耻”
，可惜啊！
朱熹说，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
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
这一评价，代表了历代对范仲淹能力的肯定。
范仲淹称得上是宋代第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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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范仲淹做人的底线。
他追求功业，追求政绩，追求名声，但凡是需要出卖道德做交易的成功，他一概不取。
一个改革者，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者，在他生前身后，非议肯定少不了。
因为，历史上的改革者，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不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在改革的同时为个人揽权敛财。
范仲淹却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同是改革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身后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
堪称完人，为什么？
范仲淹的搭档韩琦，对他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
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是的，范仲淹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改革者，更是一个烛照古今的贤者、圣人。
他的政敌，即便想诋毁他，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在“庆历新政”
推进期间，政敌们联手说范仲淹在朝中结党。
这一指责不得了，直接触碰到北宋建立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
宋代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不是官员搞贪污、不作为，而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
宋仁宗也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
。
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的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朋党的指控，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
连宋仁宗都不忍直接定罪，而是给范仲淹一个澄清和解释的机会，他想听范仲淹怎么说，就故意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面对这个问题，精明的改革者，为了改革事业继续推进，抑或为了保住个人的权位，肯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君子不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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