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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反叛罪必须有语言和行为上的证据，沉默不能成为反叛罪的证据。
根据法律格言，沉默也可以看成默认。
您必须知道这一点，凡是真诚、忠实的臣子必须要尊重自己的灵魂和良心，这是作为臣子的首要义务。
如果不是恶语中伤国王或煽动暴乱、治安妨碍就不应把当事人的良心也当作问题来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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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友费舍尔的信仅仅是出于友情的信件，由于费舍尔已经把那些信件烧毁，这就说明没有证据表明我犯有反叛罪。
审判之前我确实说过“如果真的有双刃剑般的法律，躲得了一面躲不了另一面，因此谁都难以逃脱”
，但这不是针对《至尊法案》说的，只是做了“如果真的有”
这样的假设而已。
如果费舍尔和我的辩解有什么类似性，那只不过是智慧和学问的巧合罢了。
通过有理有据的辩解，莫尔洗脱了前三条嫌疑，最后只剩下否认国王权威的嫌疑。
里奇摘下戴在头上的白色假发站在了证人席上。
根据里奇的证言，6月12日当他按照克伦威尔的命令前去伦敦塔没收莫尔的书和笔记用具时，莫尔说过这么一句话：“国王在议会上既可以依法诞生也可以依法下台，可教会首领却不是议会安排的，而是上帝安排的。”
莫尔详细陈述与里奇之间的对话内容之后，最后说道：
尊敬的法官先生们，请各位想一想，在如此生死关头上我能抛开国王和国王高贵的顾问先生们，居然与这位以不诚实而著称的里奇推心置腹地谈论有关《至尊法案》的事情吗？为陷害我而绞尽脑汁炮制出来的事实不就是这一点吗？在各位看来这真的是事实吗？[29]
里奇作为证人供出了与他一起去伦敦塔的两个人，可他们陈述由于自己在监房里忙着收拾莫尔的东西没有仔细听二人的对话内容。
与里奇同一立场的人都做出这样的证言，说明里奇的证言很有可能是伪造的。
休庭后再次召开的终审法庭上审判长奥得利宣布了判决书。
正当奥得利宣读莫尔有罪的判决结果的时候，莫尔突然站起来说道：“审判长先生，记得我在过去审判的时候，在宣告判决结果之前按照惯例会给被告人自我辩护的机会。”
审判长当即承认了自己的失误，给了莫尔最后陈述的机会。
知道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莫尔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说出了心里的话：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要给我下有罪判决（我到底做了什么，上帝会知道的），那么我就凭着我的良心向你们自由、坦诚地谈一谈我对起诉书和那个法案的想法。
这个起诉书是以与上帝之法和神圣的教会背道而驰的议会法令为基础的。
教会的最高统治权绝不能赋予任何世袭君主。
教会的最高统治权只能属于我们的救世主亲手创立的罗马教皇，属于圣彼得和他的继承人，只属于赋予特权的教皇廷主教。
所以，这张起诉书无权处决一个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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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这一点。
现在你们用手中的审判权给我定罪，可我还是真诚地祈祷将来我们在天堂相聚，在那里共享永远的救赎。
[31]
待到莫尔陈述完毕，法庭立刻向莫尔宣告了死刑。
1535年7月6日，莫尔被执行死刑。
这一天，莫尔面对死刑始终保持镇定，更不失幽默。
莫尔听到亨利八世将剖腹、绞首、肢解的重刑从轻改判为斩首刑，便说道：“但愿上帝保佑我的亲朋能过上免邀此种恩宠的生活。”
当监狱官劝莫尔临死前整理一下头发时，莫尔拒绝道：“既然国王是为砍下我的头颅而发起了此次判决，还有必要为这颗头颅支出费用吗？”
走在刑场的途中，有一个女人大声喊莫尔在当大法官的时候曾给自己作过错误的判决，莫尔回答道：“夫人，我现在还清楚地记着那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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