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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通过媒体向公众发表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整个法国社会重新认识到针对封建传统的舆论力量和新闻媒体的重要性。
此前，犹太人一直认为法国是文明国家，但面对反犹太主义狂潮他们感到恐惧，于是树立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开展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Zionism），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以色列。
通过“德雷福斯事件”
，知识分子重新为自己定位，提出了“参与社会（e）”
的口号。
支持德雷福斯的文人和学者以及媒体人为了与虚假的煽动斗争，以语言和文字为武器形成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新的舆论阵地，组成了思想活动（思维领域）和社会活动（实践领域）相结合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团体”
。
知识分子虽不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专家，可他们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造就的心智活动为基础，以社会共识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自由提出各种主张、实施各种行动的人。
自“德雷福斯事件”
后，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有了明显提高，参与社会活动成了他们的一种社会义务。
以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展了对德抵抗运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为解放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又进行了对抗祖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抨击法国和美国的侵略行径，在苏联入侵捷克时又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径。
1961年当掌权者提出逮捕萨特这颗眼中钉的时候，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说了一句名言：“不要把伏尔泰关进巴士底狱。”
无辜的德雷福斯是如何被打成德国间谍并判定为罪犯的呢？在侦查初始阶段已经对犹太人抱有偏见的侦查官们对笔迹之类的证据侦查并不客观，就是对明显矛盾之处也故意视而不见；一些媒体在尚未把握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有意刺激军国主义爱国心和反犹太情绪，进行了煽动性的宣传报道；军方和政治精英们只强调军方的颜面和威信，刻意隐瞒真相，对有意误导的舆论听之任之；侦查官们不顾真相大白、真凶已现，仍然热衷于捏造证据、搜集虚假证词。
首次军事审判谁都没有指出笔迹鉴定的真伪，也没有召唤意见不同的鉴定专家，不仅没有确认向亨利举报的人，反而唆使亨利拒绝回答举报人到底是谁的提问。
他们没有按法定程序提示被告方的相关文件，偏信了长官那封秘密信件的内容。
就这样，他们首先是以侦查机关的操纵和法庭对现实的妥协，其次是以国家安保与军方威信重于个人名义与个人正义的荒唐逻辑，给犹太人德雷福斯上尉打上了叛国者的烙印。
德雷福斯的无罪判决为什么拖了12年之久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刑事案件一旦被确定为有罪，要想以复审方式予以平反则需要艰难复杂的过程。
德雷福斯案甚至使整个法国国民一分为二，在这样的情况下推翻原审则有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政治、社会矛盾，因此这是一个并非仅靠法律程序来解决的问题。
在德雷福斯案的处置过程中，随着复审赞成派和复审反对派激烈对立，议会和政府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内阁频繁更迭，因此负责复审的高级法院和上诉法院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
最终国防部在舆论的压力下查明了证据被伪造的事实，上诉法院则在重新侦查所有证人之后并没有将案件退回军事法院而直接宣判无罪，从而履行了历史的职责。
在刑事案件中复审请求能否变得可能，一般取决于如何解释和判断能够推翻有罪判决的“新证据”
，但是找出“新证据”
也很重要。
对此，朴俊永律师解释如下：
要想对一个案件进行复审，关键的因素就是侦查权限和侦查能力。
历史问题委员会之所以能够进行很多有关时局案件的复审，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权限和人力进行系统性的侦查。
财政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复审需要有专门辩护人，而有几个律师愿意承接挣不到几个钱的复审辩护呢？这就需要有一个救助被害人的专门机构。
我认为为了司法的发展也需要设立一个专门救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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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2年之久的审判，所查明的只是德雷福斯上尉并非背叛祖国的间谍的事实。
叛徒埃斯特拉齐、伪造证据做出假证词的亨利以及总参谋部军官、使军方蒙受屈辱的以梅尔西为主的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将军等人，根据1900年的赦免令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如果没有赦免令，这些人也许会得到严厉的侦查和严正的审判。
[2]太永浩被朝鲜人民军扣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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