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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以“政治上的平等”
为基础的民主主义价值。
随着所有公民获得参政权，“民主主义”
成了所有国家向往的政治体制。
抛开世袭、血统、出身、阶级等因素，给普通公民以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从这一点上看，雅典民主主义和现代民主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可在经济体制、政治共同体的规模与参与范围（在雅典，获得参政权的只是不到人口15%～20%的2万～3万男性公民）、公职人员选拔方式与代表体系（雅典的公职人员选拔与政党、官僚制无关，以抽签形式选出了主要公职人员）等方面却有着一定的差异。
如何才能将“民主主义”
实践得更接近其原有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今后将继续讨论下去的课题，也是永恒的课题。
如何看待潘克赫斯特和“女性联盟”
不止于集会和示威，还打砸建筑物玻璃窗、放火焚烧公共物品等过激行为？这正是在审判中检察官和法官、被告人和旁听者双方产生分歧的焦点。
也许女权活动家们主张她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呼声高是在所难免的，再说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什么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采取那些过激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她们的这一主张在普通公民的角度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放在历史大潮里看也是没什么不妥当的，但是在社会正当性和法律违法性的角度上应该说还是有所区别的。
虽说女性参政权运动的目的是让女性获得参政权，这个目的本身是正当的，可对没有直接关联的对象实施暴力，这已经超出了社会传统观念所允许的范围。
因此，这从法律角度上看是违法的。
在判定潘克赫斯特有罪与否时，法官说的“不能考虑行为动机和社会状况”
这句话虽然有引发误会之嫌，但是认为她们放火焚烧议员私宅是有罪行为的陪审团的意见还是正当的。
即使这样，法官最终对潘克赫斯特判实刑而没有给予缓刑处分是很遗憾的。
潘克赫斯特和“女性联盟”
也许在普通的女性形象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女性形象当中选择哪一方的问题上作过很多的思考，这对女性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在这里介绍一下对英国女性参政权运动做过深入研究的李南熙博士的结论：
在持有保守的传统观念的当代人看来，要求参政权的女性是失去女性魅力、失去被爱资格的不合格的女性。
当时参加女性参政权运动的活动家们面临双重课题，即在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同时还要正确处理社会对她们否定的看法。
为此，她们表现自我的方式是积极接受而不是拒绝被当代人称道的“女性气质”
。
然而，女性参政权活动家们并没有以单纯的顺从或抵制的极端二分模式来寻求“女性气质”
，而是力争在社会和女性多样性的角度上寻求“女性气质”
。
尤其在示威中被捕入狱的女性参政权活动家试图以绝食斗争来主张选举权，恢复自己的人身自由。
她们还推出“圣女贞德”
这一性别区分模糊的人物为运动的象征性领导者，试图颠覆维多利亚时期定型的“女性气质”
。
[77]
在韩国，赋予20岁以上所有国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选制度在1948年的制宪宪法中得到保障，可实际上韩国女性早在为组成制宪国会而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就已经行使了投票权。
由于韩国女性是随着光复（1945年日本投降）自动获得参政权的，所以并没有发生女性运动活动家们站出来要求女性参政权的现象，从而韩国女性也不可能有像英国那样在参政权运动过程中建立组织，开展多样的斗争以增强女性群体力量的经历。
由于韩国女性没有体会到围绕女性参政问题与外部势力做斗争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这种感觉，因此笔者认为韩国女性运动实际上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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