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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艾希曼受了一周的讯问。
他们向艾希曼提出了是就地被处决还是被押送到以色列受审两个选择，艾希曼亲笔书写愿意到以色列受审的陈述书以后在其下面签了名字。
艾希曼再也没有企图逃跑。
他承认曾有过自我了结的念头，然而他不敢确信自我了结能证明什么。
摩萨德特工对艾希曼实施全身麻醉，将他伪装成重症患者送上飞机于5月21日抵达了以色列。
5月23日以色列国会召开会议，会上，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发表了有关将艾希曼押回国内进行审判的计划。
刚刚建国的以色列以审判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追究造成犹太人惨状的纳粹罪恶，向全世界表明伸张正义的坚定意志。
然而，阿根廷政府却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以色列政府特工绑架艾希曼的行为，要求恢复艾希曼的名誉并对相关负责人予以相应的处罚。
1960年6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此举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为，因此以色列应该向阿根廷赔礼道歉。
8月3日，两国政府发表“两国因以色列公民侵害阿根廷公民的人权行为而引发的事件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的共同宣言，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色列法庭对纳粹分子的审判
对艾希曼的审判于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正义之家（BethHamishpath）”
开庭。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端坐在宽敞的大厅讲台上，讲台下边有一个用防弹玻璃特制的透明小玻璃屋。
法庭让艾希曼单独坐在那里，以防止遇难者家属的袭击。
法庭由莫谢·兰道、本雅明·哈利比和伊萨克·拉韦罗3个法官组成，检察官席上坐着总检察长吉德昂·豪斯纳及其4个助理检察官，律师席上坐着由艾希曼选聘的罗伯特·谢尔巴蒂乌斯。
以色列检察院对艾希曼适用的法律是以色列制定的《惩治纳粹及其帮凶法》。
这个法律以纽伦堡审判为先例制定，规定对纳粹帮凶的罪行排除诉讼时效，对在外国已经受到惩处的罪犯可以重复审判。
对艾希曼的指控共有十五项，包括对犹太人的犯罪、反人类罪、加入非法组织罪等。
这场审判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争议，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
以色列政府允许全世界的媒体直播审判过程，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向自己的国家报道了审判进展情况。
在审判的4个月里，法庭共整理并出示了1500多份文件，仅证人就有120多人出席。
在检方证人讯问中，大屠杀幸存者出庭为纳粹的暴行做了生动的证词，被告人和辩护律师表示对大屠杀中发生的事实无意继续争论下去，但也没有反对检方的讯问。
在纽伦堡审判中曾经审问过纳粹战犯的侦查官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揭露了在审问中曾听说过艾希曼对“最终解决方案”
的实施确实拥有决定权的事实。
辩方向法庭申请16名纳粹高官出庭作证，可由于那些战犯不肯前往以色列，于是法官亲自去德国做了讯问。
他们没有一个人为艾希曼只是听从上级命令而已的主张作证，甚至有一个证人说：“艾希曼是个天生的二号人物，是不考虑后果、肆无忌惮地耍弄手中大权的人，是个只要是统帅的意志就肆无忌惮地超越权限的人。”
谢尔巴蒂乌斯律师辩称艾希曼并没有从政治上制定政策，也没有直接创设政策的目的，只是按照上级的命令将犹太人移送到集中营而已，因此应该判为无罪。
他还讥讽说：“如果按检方的论调，除了艾希曼有罪以外，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德国第三帝国的所有掌权者都应该无罪。”
艾希曼在被告席上一再强调自己只是服从命令而已。
艾希曼的态度与纽伦堡审判席上的纳粹战犯如出一辙。
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没有任何权限的“追随者”
，主张“我从来没做过什么决定，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只是不折不扣、忠诚老实地履行希特勒或别的上司的指示罢了”
。
然而，艾希曼不仅没有否认自己所做的事，反倒提议“作为对地球上所有反犹太主义者的警告，我甘愿上绞刑架”
。
他的这句话并不是出自某种反悔的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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