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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的简短解读提出了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可用来指代主体扩展（allargamento）过程（延伸、外化）的术语装置（apparatico）；第二个问题则涉及此过程中伴随的假设的双向性（bidirezionalità），霍尔将其指为内化。
内化则不像之前的外化一样，它没有备选术语。
如果我们分析这些用到的单词就会发现，术语的贫乏是不对称的：外化有与之对应的内化来平衡，但缺少一个与延伸相互补充的术语。
为了弥合这种不对称性，我们借用伊德提出的现象学结构（《技术美学》，第36页），稍加修改，便可以将延伸与缩减（riduzione）一词配对，用后者来指代与前者互补的活动。
因此，出现了这个双重二分法，我们可以暂时将其称为：延伸缩减；外化内化。
这个双重二分法的含义值得探讨，好评估其经验的转化特征。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皮耶罗·蒙塔尼（PietroMontani）重提赋权的概念，将其引用于数字技术，并将后者归结为书写的扩展形式作用。
在他的分析中显然可以看出，实际的技术美学赋权，其条件在于所展示的技术的内化。
然而，动态运动涉及一个初步的外化过程：“真正的技术革命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推动革命的外化事件（在书写的例子中，是将之前由记忆行使的功能委托给一个外部载体）和该事件开始在内部产生的后果之间，触发了强大的反馈回路。”
因此，内化是由先前的外化启动的一个反馈（feedback）过程的结果。
蒙塔尼的分析始于这样一种观察，即口头语言构成了一个关于赋权的绝佳例子，随着人们不断尝试延伸（外化）记忆过程，书写便诞生了。
实际上，将口语条件和书面条件区分开来的门槛，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分析对象。
对于这个话题，生态媒介学家和耶稣会修士瓦尔特·翁（WalterOng）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描述了书写的内化是如何重构了人类的思想，一方面扩展了某些智力功能，一方面又将其缩减。
这种转变的优点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比如说，米尔曼·帕里（MilmanParry）提出了一个已然获得公认的论点，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12]在最初并不是两部原创的书写作品，而是依靠口头创作的六音步诗的表达形式而衍生的改编作品。
抛开这一论证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尚未受到书写影响的思想表达方式的具体证明。
事实上，在书写之前，使知识保持鲜活的唯一真正合算的方法，是使用有助于恢复记忆的一些策略：“思想必须诞生在具有丰富节律内容的平衡模块中，必须具有重复和对偶、押头韵和类韵，具有修饰和公式化表达，在常见主题如集会、进餐、决斗、英雄的帮手中，在不断被听到且容易被记住的谚语中，为方便学习和记忆而设计，或者最终以其他具有记忆功能的形式出现。”
大约在公元前700至前650年，当《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抄录下来以后，诗人们的公式化和重复性知识被转移到了物理载体上。
最初，想要传承口头文化，就必须适应构成真正物质基础的人类记忆：记忆既是媒介，也是信息。
从瓦尔特·翁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种“口头的心理动力学”
，其表现为意合性、聚合性、保守、接近人类经验、稳态性（即与当下保持记忆平衡，因此消除了不相关记忆）和情景性，产生了一种言语运动的（verbomotorio）存在风格。
通过这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术语，这位美国修士想要强调口头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方面通过说话者固有的内在关系运动来解决。
对于口头文化来说，对某个事物的感觉不是永远在视觉上得到的，而是不断地通过交锋来协商，瓦尔特·翁毫不犹豫地将这种交锋定义为说话人之间的竞争。
关于这种言语运动态度，可以通过《费德鲁斯篇》[13]（Fedro）中苏格拉底广为传播的话语来理解柏拉图对书写的批评，以及这种批评的精神分裂性质。
一方面，柏拉图想说服我们书写削弱了我们的记忆、书写缺乏竞争性；另一方面，他又批评诗歌及其真正的自我表演性：“整个柏拉图认知论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对旧世界的否认之上，这个旧世界是口头文化的、流动的、有温度的，一个由诗人为代表的个人互动的世界。
而这个旧世界是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不希望看到的。”
从这一重建中可以看出有趣的一面，那就是柏拉图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所表现出的深刻矛盾。
哈弗洛克（Havelock）将这种无意识归结为半读写能力形式，但更普遍的是，在不同经验媒介之间产生深刻的冲突，是内化第一阶段的特征。
不得不说，书写的出现是建立在口头社会的思想之上的，它是最显而易见，也是最持久的效果，这可以追溯到将口语从记忆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
语言不一定要具有一定的结构才能保证记忆力的恢复，但能够抽象化且专注于不一定与世界有关的实体。
此外，这种抽象得益于意识统一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再是主观、有温度、交互、类比、易变的，最重要的，不再是依靠听觉的，而是变得冰冷、可独自使用、谨慎、永久和视觉的。
在这里，《古登堡星系》（TheGutenbergGalaxy）中的麦克卢汉式呼应，是显而易见的，德里克·德·科克霍夫（DerrickdeKerckhove）回应了这个呼应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深化，还特别强调了在与字母的关系问题上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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