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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的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在农牧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在元朝多民族统治的庞大帝国中，手工业与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吐蕃的手工业多以家庭为生产加工单位。
牦牛尾制作的帐篷以及羊毛织成的各种织物，种类繁多，质量精美，“毛布”
“花毯子”
“藏地哔叽”
“氆氇”
等都广受人们喜爱。
乌思藏的细氆氇尤为著名，是上贡的佳品。
至于金、银、象牙、珍珠、银珠的加工品和吐蕃当地的特产藏红花、木香、牛黄，虎、豹、水獭皮张及麝香等，既是贡品，也有一部分进入市场成为贸易商品。
因元政府的扶持，吐蕃文化在这一时期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这种发展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以萨班与八思巴叔侄贡献最大。
萨班与阔端商定吐蕃归附蒙古的条件后，留在了凉州，从事佛教传播工作。
他发现当时蒙古人使用的畏兀儿蒙文有不完备的地方，无法标注、翻译一些梵文、藏文。
为了传播翻译经文的需要，萨班便对畏兀儿蒙文加以完备，在畏兀儿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了一套新的字母。
这套字母的出现对后来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古文字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一点忽必烈也意识到了。
在他于1260年宣布登上蒙古汗位后就命八思巴开始制定蒙古新字。
八思巴同萨班一样，也是借用藏文字母，创制了41个新蒙古字母以拼写蒙语，这一新的拼音文字在1269年正式公布使用。
元朝统治时期，官方文书一律用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译写。
今天我们从保留下来的元代碑刻上还能看到这种文字。
1280年，八思巴去世后，历代藏教首领成为“帝师”
，受朝廷的委托，执行朝廷命令，管理西藏政事，就成为一项没有明文的规定。
吐蕃文化在元朝也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就大约形成于元代。
这是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史诗巨作，150多万行，1500多万字，歌颂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王的伟大业绩。
另外，藏族史学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
元代藏族学者读史、撰史之风兴起。
十五卷本的《萨斯迦全集》是萨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资料。
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的《红史》，于1346—1363年由公哥朵儿只写成，对后代藏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很多中原史书也被翻译成藏文，起到了文化促进作用。
如汉族译师胡将祖把《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记》译成藏文，并由喇嘛亦邻真乞剌思刊行。
史书的编译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吐蕃地区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寺院建筑业的发展。
各种建筑、绘画、雕塑艺术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艺术风格得到更好的吸取利用。
如搽里八的领主请汉族巧匠修建汉式佛殿，还有拉当寺弥勒佛、沙鲁寺的莲花雕刻，都吸收了元代汉地的雕塑风格。
而萨斯迦寺的黄金塔、沙鲁寺的几幅“供养天”
壁画则由尼泊尔工匠完成，并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总之，在元代大一统的客观环境下，吐蕃文化吸收融合了其他地区民族的文化，不断完善提高，得到了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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