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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在公元79年被摧毁的时候，城市人口很可能达到了8000—12000人（由于我们尚不清楚其确切的管辖范围，所以很难估算出农村人口的数量）。
显而易见，庞贝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对研究罗马经济的学生而言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经典案例。
关于当地财富的属性，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传统观点认为，庞贝的土地上曾经种植着大量的经济作物，特别是用于酿酒的葡萄，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
后者认为，由于需要给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多的食物，当地应该会更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
庞贝的酒并不曾凭借其非凡品质而闻名于世，因而认为这些酒主要还是瞄准了当地市场，尽管由于价格低廉，其销售量事实上可能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此处可以再次参考坎帕尼亚海岸运酒船的沉骸）。
当然，如果是在考察这座城市的制造业（如纺织业，包括缩绒、染色、制毡等）基地时得出结论，认为该行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而非服务其他地区，那么这样的观点至少看起来是说得通的；而且，在这座城市里不同行业的数目（据统计有85个，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地方的中心，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也同样可以验证这一假说。
在庞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政治和经济如何在同一座独立市中共存。
在经济层面，最有趣的一份证据是记录在153块烧焦的木制刻板上的账本，发现于银行家、收款人（钱庄主）卢修斯·凯基利乌斯·朱孔都斯的家中。
朱孔都斯的一个主要营生便是承包当地税收。
纵观古代世界，或者（如前文所述）通过“义务”
制度，或者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公共服务“私有化”
，在税收领域更是如此。
自从公元前175—前150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征服马其顿以来，罗马公民一直无须缴纳直接税。
在帝国体制中，意大利一直都被免于征收直接税，直到3世纪末期戴克里先开始在半岛北部征税，4世纪初期伽列里乌斯又将人口普查扩大至包括罗马在内的其他地区（不过，罗马在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执行这一政策）。
然而，在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而言，间接税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
朱孔都斯显然承包收取的是市政牧场税和某种市场税。
朱孔都斯的其他交易活动与其拍卖生意有关。
我们找到了137份卖方声明（其中包括6位女性），声称自己已经收到了朱孔都斯支付的费用。
这些文件大多写于公元54—58年。
其中，许多声明中并没有说明交易的商品是什么，但交易金额清楚地表明朱孔都斯经手的都是大生意（据估算，平均金额达到4500塞斯特斯）。
他的生意绝大多数似乎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不固定，主要贩卖杨木或奴隶等商品。
可以想象，在一个虽然发达但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社会中，这种商业活动应当是很常见的。
通过阅读法典和分析一些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个例，人们可能会得到一种印象，觉得罗马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且具有可流动性；上文提到，庞贝人即使签名时也会将各人相对的社会地位等级加以比较，无疑可以作为这种印象的佐证。
释奴，例如佩特罗尼乌斯笔下的滑稽角色特立马乔，无论拥有了多么巨额的财富，也无论他居住在多么宏伟的房子中，他们永远都要受到自身法律地位的束缚。
总的来说，家族和亲缘远比金钱更加重要。
除此之外，庞贝还因为大约2500张白底红字的竞选海报而闻名，这些海报号召人们投票支持市政府选举中的各位候选人。
这给旁观者留下了生动的、人人积极参与的民主制度的印象，以为这里真正重视公民投票，对选民发表的游说演讲也被认真对待。
事实上，许多评论家都是如此解读的。
然而，古代社会的一些基本事实使这样的解释最终无法成立。
精英阶层最关心的始终是如何使城市居民永远保持驯顺，为此他们努力确保食物供应充足和娱乐设施完善。
因为骚乱通常是由于粮食的短缺引起的，这种危险永远存在，并且极易引发政治动**。
公元59年的庞贝动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起初，庞贝人和纽塞利亚人在一场角斗中发生了冲突，在塔西佗看来，这场暴乱就是由庞贝城中非法的政治“俱乐部”
煽动的。
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确实往往比今天更加直接和开放。
当时还没有媒体，向大众发表公开演说和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类似的对话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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