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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往往很难体面地放弃其特权，即使它们显然已成为一种负担；正如英国目前所发现的，君主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都意味着庞大的开支，这都是帝国时代的遗产。
像所有的统治者一样，德国的国王和皇帝对自己的权力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和所有9—10世纪的国王一样，他们对教会也负有强烈的责任感。
其统治的这两个特点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会对教皇事务进行直接干预。
教皇在10世纪初陷入了罗马城家族政治的泥沼，有时甚至会明显损害其声望。
例如，一位教皇甚至把自己的前任和仇敌的尸体挖出来，并对其进行严肃的审判。
北方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皇帝，这重新鼓舞了一些想在罗马重建帝国的人采取行动，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需要面对一个困难而又微妙的问题，即如何区分教皇权威和帝王权力。
963—1046年，德国皇帝多次干预罗马事务，任命了几位教皇，在此过程中，偶尔有几次还罢免了前任教皇。
罢黜的理由总是合乎道德的（在任者的腐败行为）；在10世纪，北欧人对罗马和教皇有了清晰的看法，而且这种观点持续了很多年——那里是拉丁人阴谋和腐败的温床，为正直的北欧人所不齿。
但宗座上坐着的是一个顺从听话的教皇，从中德国皇帝显然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奥托三世统治期间（983—1002年），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选择居住在罗马，在这样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的控制下，教皇近乎沦为区区一个主教。
实际上，帝国掌控的不过是教会所拥有的全部世俗权力，然而在11世纪下半叶，一场广泛的支持教会改革的运动影响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因此这种对教皇的控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创造一个纯粹的、孤立的教会制度，不受家庭、性别、金钱或世俗权力的影响和束缚。
不可避免地，在改革者们看来，那种加洛林和奥托帝国教会觉得舒服（通常是完全满意的）的世界无疑太过颓废，并且与世俗生活的联系过于密切，因为各位主教（甚至教皇）通常是由国王或皇帝任命的，其任职徽章一直都是由后者颁发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皇必定是这场辩论的中心焦点。
当时，各国教会都处于各自王室的控制之下，天主教会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与此相对地，人们更希望出现一个独立的教会，这样的理想强调建立一个单独的、国际化的教会等级制度，教皇声称自己是由上帝任命的教会领袖。
11世纪下半叶，教皇颁布法令，一方面确立了自己在教会中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反对世俗权力介入教会事务，特别是反对当时统治者将戒指和权杖赐予主教以作为其职衔标志的普遍做法。
由于高级神职人员往往也是国家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们对德意志帝国的力量贡献甚大，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帝国和教皇之间的摩擦。
当时在位的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和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这两位都是体魄强健且意志坚定之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分歧演变成了热烈的笔头论战，甚至演变成了公开的战争。
对教皇权力的发展而言，与皇帝展开公开斗争是一段英勇的历史，但其意义却并不一定十分重要，因为这场争论以妥协告终，即世俗权力放弃了任命主教时象征性的形式，但保留了至关重要的任命权。
从长远来看，对教会历史更重要的是，一个缓慢但似乎不可阻挡的过程拉开了序幕，从此人们开始认同教会应该有自己的法律（教会法），教廷应该是这项法律的最终仲裁者。
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上诉到罗马的案件都在稳步增加，并把罗马的教皇宫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法庭，或称为教会法院，拥有一大批官员。
11世纪时，帝国的权威不仅在罗马受到挑战，在意大利北部也是如此。
事实上，早在10世纪就有迹象表明，帝国的政治基础正在发生动摇，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可能无法永远维系下去。
10世纪和11世纪时期，北方的城镇居民变得越来越富有，起先是在热那亚和威尼斯这样的沿海中心，但后来米兰和博洛尼亚这样的内陆城镇也是如此。
渐渐地，这种经济力量转化为谋求自治的政治行动。
在德国开始介入意大利事务之前，意大利境内的皇权便已经开始衰弱，甚至追溯到10世纪上半叶旨在争夺意大利王权的各派势力之间旷日持久的内战。
例如，916年，克雷莫纳国王授予主教在很多领域便宜行事的权力，主教因此积累起大量财富；奥托皇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一进程：因为大多数权力和财产在转让时都签署了严谨的法律文书，而且只要主教们保持忠诚，皇室正好都乐于通过他们实施统治。
但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意大利从王室手中流失的权力，不仅落到了贵族主教和伯爵阶级的手中，甚至城市中那些富有的公民和商人也得以分享部分权力。
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未被详细记载，只有一些引人入胜的痕迹流传下来，可以作为证据，例如，996年，皇帝曾经短暂地将特权赐给克雷莫纳的自由公民，而这同他们自己的主教的利益是相违背的。
在意大利南部，奥托王朝的出现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一些德国皇帝开始认真尝试将自己的权力范围拓展到半岛南部。
然而，从长期来看，他们都未能成功，而且其中的一些尝试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后果。
982年，奥托二世的远征被疾病和阿拉伯人联手挫败，这一消息引发了他的斯拉夫臣民在萨克森边境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并获得胜利。
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为皇帝带来了财富和声望，他们可以凭借这些来扩充自己在德国的势力；不过，一旦失败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从长远来看，对南部地区最具意义的变化是诺曼人的出现，他们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与1066年以后出现在英国的同胞一样，祖先是维京人，但在语言和文化上是法国人（他们在法国西北部定居了1个世纪）。
在11世纪初，诺曼人最早是作为雇佣兵来到意大利的，他们被雇用来参加南方独立的王侯与拜占庭人之间频繁的战争。
然而，就像5世纪英国的亨吉斯特和霍萨一样，诺曼人很快发现，他们不仅可以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后台老板，还可以借此赢得他们的支持。
诺曼人逐渐彻底占领了南部地区，不仅消灭了伦巴第公国和其他独立的公国，而且驱逐了两个“外国”
势力，即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的拜占庭人及西西里的阿拉伯人：1071年，在巴里，拜占庭人在阿普利亚地区的最后一个要塞沦陷；1072年，阿拉伯人在西西里岛上的最大城市巴勒莫也被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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