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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局面也使人民对安茹王朝统治幻想破灭，并导致了西西里晚祷（1282年）的暴力叛乱。
西西里的贵族们邀请了阿拉贡的彼得来接管这座岛屿。
为了争夺对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权，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长期对抗的战线已经拉开了。
在内忧外患的西西里王国以北，历代教皇并没有完全依靠盟友安茹家族来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
教皇国位于意大利中部，大致是由中世纪早期各位皇帝的历次“捐赠”
的领土组成的。
到了13世纪下半叶时，这里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不断得到增强。
教皇国并不仅仅是一个统治型城市的权力的延伸，相反地，其诞生于一系列谈判中，得益于不断得到的各种特权，在一片充满激烈抗争、群雄逐鹿的土地上，教皇开始施展自己的威势。
教皇的官员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召集地方议会，与主要的城邦和贵族达成协议，并将该地区划分为各个行政省份。
尽管亚平宁山脉横亘其上，教皇国的国土被分隔开来，地理条件算不得优越，但到1300年时，教皇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罗马教廷财务院的行政体系。
这一体系也是各地方联盟势力拼凑在一起的产物。
腓特烈在世时，他可以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事务进行有效的干涉，而他的去世则消除了这种威胁。
在其统治的三十余年里，这位皇帝鼓励像维洛那的埃杰里诺这样的地方贵族在伦巴第建立迷你国家。
同时，由于伦巴第各城邦建立了新的联盟来反对他的统治，所以客观上，他也无意中一定程度上地促成了地方势力的团结。
腓特烈的去世造成了政治真空，帝国继承人的问题又长期悬而未决，这使得城邦政治又回到了那个更司空见惯的分裂状态中。
到1300年时，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有23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万人，多达400个城市宣布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
而这种自治常常被视为这些城邦的主要特征。
然而，它们各自的经济职能存在着差异，使政治和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
这些城邦大致可分为3类：重要的商业中心，通常拥有港口，通常由商业精英占据领导地位；大型的工业中心，生产出口商品，因此其领导阶层中包括实力强劲的企业主阶层；本地市场经济中心，由地主阶级和小业主、工厂主阶层共同管理。
威尼斯、热那亚及（不算特别典型的）比萨，明显是第一类城市的范例。
米兰作为内陆商业中心，拥有生机勃勃的内河港口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可以算是一个混合体。
而佛罗伦萨的工业结构中尽管包含了强大的商业和银行业元素，但它主要还是一个工业中心。
这些大型城邦与较小的中心城市之间既有功能上的区别，也有规模上的区别，过于强调任何一种区别都可能会造成误解。
例如，布雷西亚和普拉托都属于较小的城市，它们主要充当本地市场的中心，但同时也为国际市场生产武器和布料。
到1250年时，意大利公社的版图已经完全成形。
随着帝国和主教权威的衰落，各地纷纷宣布政治自治，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所有的公社都建立起了快速的官员选拔轮换机制，以确保精英阶层的公民都有出任行政管理职位的机会。
司法及维护法律秩序的职能则掌握在外国官员（督政官）和外国法官手中，这些外国人获邀的任期长短都有严格的规定。
公社先后尝试了各种规模大小的地方议会，以使行政部门能够听取意见并达成共识。
他们制定了公民权利法规，给予长期居民和财产拥有者参与公共事务的特权和权利。
他们鼓励行会发展以捍卫个体手工业者的利益，并限制了任一特定行会或家族中可以同时担任政府职务或出任议员的成员的数量。
他们发展了官僚机构来管理城市的日常事务，并建立起民兵组织来护卫城墙、看守城门。
以当代的标准来看，城邦的管理制度已经变得极为精细。
无论是在市场还是在议会厅，人们都需要具备读写能力、法律专业知识，还有书写记录和演讲辩论的技能。
但是，即使说13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城市世界成为新思想和新态度的中心，但它不意味着不断扩张的城市社会已经完全解决了自己所面临的全部问题，更不能说明那些社会已经完全摆脱了古老乡村和宫廷世界的影响。
城市依靠农村提供食品、工业劳动力和原材料；控制了内陆也就意味着控制了当地的市场、商业路线和防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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