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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贵族的掌控同样至关重要，至少要做到与其和平共处。
城市的精英阶层最初大都由地主发展而来。
新富阶层迅速获得土地，并效仿他们那些累世豪富的邻居们过起了奢靡的生活；但在更加激进的商业社会中，收租者阶层往往无法获得信任，因而通常被排除在公共事务管理阶层以外。
与此同时，移民潮和不断增大的经济利益造就了新的家族，这给当权者带来了挑战。
在许多城市中，这种挑战促使从前相互对立的机构整合到了城市公社的管理体制中，建立起一个拥有队长、官员和委员会的“平民公社”
。
在所有城市中，利益相近的家族都会结成非正式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并得到其拥护者的广泛支持。
然而，这些社会经济浪潮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暴力对抗的局面。
虽然有些城市，特别是那些拥有强大工业部门的城市，经历了真正的阶级摩擦，但破坏性极大的冲突还是发生在城市精英群体之间，这一现象到了13世纪后期更为明显。
13世纪后期，虽然内部冲突使城市社会分崩离析，但与此同时，通过联合或征服的方式来实现城市融合的进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所有的城邦都必然拥有强烈的扩张欲望，渴望扩大自己近郊县的面积，削弱或征服邻近的敌人。
城市之间的敌对既可能加剧又可能分散其内部的对立。
然而，当人们试图对意大利城邦政治的发展作一个概括性的结论时，却往往发现这些结论难以证实，而如果尝试通过具体事例加以说明，通常又无法带来任何启发，只会使读者觉得困惑。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13世纪的最后20年是这些城市发展历史上的关键期。
当时，在一些城市中，传统上由精英阶层主导的统治模式开始转而由某个家族单独进行统治，甚至是仅由某一特定的领袖进行统治。
也就是说，领主制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由新兴的富裕精英阶层领导的平民公社这一统治形式也开始出现，人们决心将那些传统上一直参政的豪门排除在外，创造出一个由商人、银行家和企业主组成的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寡头政治集团。
1287年在锡耶纳建立的九人委员会，1293年佛罗伦萨长老会议成立和《正义法规》的颁布，以及1297年威尼斯大议会宣布停止吸纳新成员，都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例证。
每一条都使共和体制下的管理机构能够长期存续下去。
而另一方面，这些城市中领主制发展的关键事件包括：1277年奥托内·维斯孔蒂击败平民公社，凯旋米兰，以及1287年奥比佐·德·埃斯特镇压费拉拉的行会。
在这样概括性的结论面前，帕多瓦无疑是一个特例。
1318年，为了应对严重的外部危机，经贵族同意，平民公社的归尔甫派（教皇派）领导人雅各布·达·卡拉拉被任命为永久统帅。
现在，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是，意大利各城邦历史上这一明显的转折点同经济开始衰退之间的联系究竟有多紧密。
14世纪的若干问题
在针对中世纪晚期欧洲历史的研究中，14世纪灾难不断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百年战争、黑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
以及“欧洲边境的关闭”
，这些一起组成了欧洲危机的概念，似乎将中世纪和现代世界截然分离了。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曾提出“漫长的16世纪”
这一概念，类似地，“多灾多难的14世纪”
也囊括了15世纪的大部分内容。
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深深植根于14世纪，那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时代，也是乔托、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和西蒙·马丁尼的时代。
这是一个命运多变的世纪，对某些人来说有时是灾难性的，但是，特别是到了这一世纪末期，有若干强烈的迹象表明，社会生活方式在整体上已经变得井然有序、繁荣向上了。
14世纪时，意大利独有的特点是在政治上处于极度混乱之中。
那不勒斯和教皇国都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动乱，其原因我们稍后将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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