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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大利在重建和重新装饰教皇宫殿的时候，尼可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正在创作《君主论》，这是意大利人又一部将在整个欧洲引起深刻反响的作品。
马基雅维利认为，在追求政治稳定的过程中，成功的统治者必须无情，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不讲道德。
这一理念是15世纪意大利新政治思想发展的最终产物，《君主论》也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向北方政治家传播的主要载体。
这些思想最初是针对城邦提出来的，后来却常常被应用于民族国家。
马基雅维利接受过人文主义训练，也深入参与了佛罗伦萨的现实政治，知道这个共和城邦在由专制君主和国王统治的世界中深陷困境。
因此，《君主论》是具有最高政治资历的作者进行观察和内省的结果。
随着早期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政治哲学在《君主论》中达到文学顶峰，政治史的写作也在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弗朗西斯科·吉查尔迪尼（1483—1540年）的《佛罗伦萨史》和《意大利史》中取得了突破。
吉查尔迪尼对事件的原因进行了理性的描述，这种写作方式在20世纪仍被沿用。
然而，与马基雅维利同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是费拉里斯的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年）。
他创作的长篇新爱情史诗《疯狂的奥兰多》第一版（1516年）问世时间与《君主论》及罗马与威尼斯视觉作品（与但丁—乔托—杜乔类似的文化衔接）出现的时间相近。
诗的主题是埃斯特家族（也是费拉拉的统治者和阿里奥斯托的赞助人）的历史，主要通过两个爱情故事呈现爱情的过程，以及爱情带来的痛苦、灾难和幸福：在奥兰多和安吉丽卡的爱情故事中，安吉丽卡的背叛让奥兰多变得疯狂，而拉杰罗和布拉达曼特的爱情则十分幸福，并最终建立了埃斯特王朝。
这些故事发生在一个也包含了其他人物和事件的世界之中，书中有战争和魔法，也有基督教和异教徒军队之间的对抗，极其纷繁复杂。
阿里奥斯托笔下的这个世界一部分来自他继承的浪漫主义叙事传统，一部分来自他参与的意大利军事冒险，还有一部分来自他本人关于爱情影响的严肃和半严肃的思考。
因此，这部作品将宫廷所推崇的史诗与人物和情感的丰富呈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爱情故事单一背景的传统。
16世纪的威尼斯
16世纪初，本博与卡斯蒂格利奥尼、马基雅维利和阿里奥斯托的立场表明，纯粹的拉丁语人文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
意大利白话吸收了15世纪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又重新绽放出光彩。
矛盾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1515年）开始在威尼斯印刷小开本经典著作，并传播到整个欧洲，使印刷术（15世纪60年代首次传入意大利）在满足大众市场需求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些都证明，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世俗社会极大地推动了知识水平的提高，为欧洲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16世纪过去四分之一后，威尼斯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共和国，它独立于罗马，拥有自13世纪以来便致力于亚里士多德科学研究的帕多瓦大学，贡献了最新颖而有趣的文化表现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起步于佛罗伦萨和罗马，但当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1475—1554年）在1537年和1540年出版了两部古典建筑著作之后，接力棒便自然地传到了威尼斯手中。
大约在同一时间，雅各布·桑索维诺设计了圣马可图书馆的经典外立面，该图书馆的对面就是圣马可广场。
接下来，安德烈·帕拉迪奥（1508—1580年）于1570年在威尼斯出版了《建筑四书》，这本书超越了阿尔贝蒂的著作，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介绍欧洲其他地区古典风格的指南。
帕拉迪奥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在维琴察及周边地区建造宫殿或乡村别墅，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经常使用宽大的柱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此类建筑作品的一个标志。
晚年，他搬到了威尼斯，建造了著名的临水教堂——圣乔治·马乔雷教堂和雷登托尔教堂。
总体而言，帕拉迪奥的建筑象征着威尼斯古典主义的黄金时代，从中也能看出城市的辉煌，以及贵族们在陆地上建造的房屋有多么精美（当时经济刚刚开始衰退）。
与提香同时代的年轻画家维罗内塞（1528—1588年）和丁托列托（1518—1594年）都是绘制巨幅作品的画家，部分原因是威尼斯艺术重视色彩，不像佛罗伦萨那么看重绘图，威尼斯风格可能有助于在广阔的画布上快速绘制草图。
维罗内塞喜爱宏大的场面，背景要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开阔透视图，要么是更为常见的朴素建筑远景。
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对仪式主题的偏爱，但他对表情的处理却比提香更加细腻。
《亚历山大和大流士家族》（创作于1565—1570年）（顺便说一句，这幅画是在他因与宗教裁判所发生冲突而暂时流亡期间绘制的）就表现出上述两个特征：背景是高高的拱桥，亚历山大和跪着的女士们表情都非常真实。
丁托列托创作了一些规模更大的作品，比如公爵宫（这座建筑为威尼斯艺术家提供了用武之地）的议会厅中不算成功的巨幅画作《天堂》（由他的儿子于1588年完成），覆盖了圣洛克大会堂（该建筑属于一个富有的世俗团体）的大部分墙壁。
丁托列托的直觉总体上明显比维罗内塞更具宗教色彩。
他最大的天赋在于强化透视效果，距离增添了兴奋与色彩，而光线加上大量的黑暗，又赋予画面神秘的魅力。
威尼斯艺术学院中的《圣马可遗体的搬运》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透视效果和朦胧的人物创造了一种神秘的气氛，似乎把这幅画与现代超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
尽管丁托列托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但绘画中却充满了创造性的自由，这是13世纪以来意大利对视觉艺术的控制发生巨大变化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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