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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它只能在阿拉贡王国的前领地巴勒莫和卡利亚里建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抵挡不了那不勒斯当地精英的反抗。
另一方面,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代表们又追随马德里,拒绝罗马对管辖特权的主张。
特别是在那不勒斯(教皇宣称的封建宗主国),早在17世纪初,一位王室律师就针对世俗宫廷和教廷之间的冲突,详细阐述了王国自治的原则,17世纪80年代这个话题再次引起重视,1723年彼得罗·贾诺内写下了著名的《那不勒斯王国国民史》,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是达到了顶峰。
16世纪上半叶要求宗教改革的呼声对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都产生了影响,反宗教改革能在意大利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天主教会能够对教会改革的要求作出回应和指导。
特伦特会议召开后,对异端邪说的恐惧立刻成了首要问题。
会议通过监视和迫害等手段,将新教的威胁限制在奥斯塔山谷,以及除了西皮埃蒙特古老的瓦尔登西亚村落之外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
但是宗教统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卡拉布里亚地区瓦尔登西亚人(也称瓦尔德西人)的所有村庄都遭到了屠戮(1561年);意大利小型犹太社区被隔离在贫民区;南部城市大量的穆斯林奴隶(1640年前后,那不勒斯有1万人)被强制皈依。
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从庇护五世(1566—1572年在位)到乌尔班八世(1623—1644在位),几位精力充沛的教皇通过高度集权的方式强制实施特伦特会议的法令。
等级森严的教会变成了好战分子的教会,是唯一掌握教义真理的地方。
在政治上,新建立的自信滋生出傲慢,教皇在《威尼斯禁令》(1606年)中试图利用精神武器处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成功。
从社会角度来看,将民众重归统一的单一信仰,对17世纪意大利四分五裂、阶层分化、冲突不断的社会产生了多重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也包括长期影响。
仅仅几十年前意大利人文主义还在蓬勃发展,世俗人员和神职人员之间正式而广泛的高级文化交流,将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但如今一个话题能否进行讨论,界限是由教会单方面设定的——伽利略在1633年屈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文人不仅被排除在教会之外,而且被迫声称接受基本的教义原则,并被警告不要公开嘲笑或批评为人民制定的各类繁复的仪式。
到了16世纪末,文人们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从属角色并学会了谨慎和耐心。
教会现在完全由神职人员组成,教会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天主教文化并强加于意大利社会。
这是一种与社会等级结构挂钩的文化,布道根据各阶层的教育水平而有所不同,农民和工匠被划归无知者的行列。
16世纪后期伟大的改革派主教和耶稣会士已经指明了道路,他们强烈地意识到需要建立神学院培养牧师,作为向无知教民灌输思想的教会知识分子新阶层,还要建立大学来教育世俗贵族精英的子女。
由于世俗牧师相对缺乏(南方还缺乏牧师培养),宗教修道会,尤其是新修道会,在传播福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区牧师是理想的布道人选,他们既得到教义和圣礼新教派的支持,又牢牢地受制于教区主教,在经过罗马教理问答训练之后,便可听取信徒的忏悔,施行恰当的布道,引导和控制信徒的一生。
教会与意大利贵族之间的联系依然密切:教会统治阶层(特别是当下占主导地位的意大利枢机主教团)均来自贵族,贵族的孩子接受耶稣会士的教育,继续掌握着牧师的圣俸和人选。
最重要的是,教会认为社会也分成类似的等级:按照教徒的社会地位组织宗教仪式和游行,向人们宣讲服从、尊重和听天由命,并将穷人排除在井然有序的社会之外。
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耶稣会士成功地在意大利大多数首都宣扬建立大型医院,将穷人、病人和其他边缘群体隔离和包围起来。
虽然教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与意大利世俗贵族非常接近,但教会在17世纪被成功地塑造为一个脱离世俗社会并高于世俗社会的团体。
从枢机主教、主教到教会牧师和世俗牧师,神职人员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长袍、言语和行为均区别于普通信徒。
意大利天主教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和圣殿,华丽而咄咄逼人地彰显着教会的优越感。
教会财产和收入大幅增长,修道院、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都证明了教会在富有阶层中的成功。
新形式大众宗教的广泛传播也有力地证明了在民众中的成功。
在那不勒斯王国,从16世纪末开始,来自耶稣会、巴纳比派和其他新教团的传教士,仿效耶稣会在南美印第安人中的传教经验,开始传播福音;传教活动稍后又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继传教使团之后,又建立了由贵族和高级官僚阶层组成的常设教会、宗教团体和演讲会。
天主教改革的消息以多种方式在意大利传播。
这些消息都经过了仔细的过滤,罗马方面也对地方追封圣徒的提议实施了严格的程序控制。
拥有神圣过去的罗马,再加上洛雷托和阿西西,吸引了规模空前的宗教游客,玛利亚圣所、圣骨匣和圣徒遗体是各路朝圣者的向往之地。
教堂里的绘画,以及家中悬挂的圣徒画像,都显示着超自然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宗教书籍,特别是圣徒传,18世纪中期之前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印刷量越来越大:这些书面向神职人员和受过教育的信徒,在布道和精神集会中又传递给文盲教众。
那些穷得进不了修道院的第三修道会女教徒,也在邻居妇女中传播对神像、圣徒和圣骨匣的崇拜。
到了18世纪,无论在意大利城市还是农村,大众天主教都在文盲群体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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