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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另一位顶尖剧作家皮埃特罗·梅塔斯塔西奥（1698—1782年），也是阿卡迪亚学会的成员，接受了维也纳宫廷诗人的职位（1730年），并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余生。
梅塔斯塔西奥对古典神话和历史的改写与哥尔多尼“现实主义”
喜剧的世界相去甚远，但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现在被奉为经典的意大利戏剧文学，最初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为了意大利城市观众而创作的。
哥尔多尼的经典作品以音乐为媒介进入更广泛的欧洲文化，类似地，梅塔斯塔西奥作品的流行也得益于适合改编为歌剧唱词，在18世纪他的作品至少被谱上了800次音乐，其中流传最久的要数《狄托的仁慈》（1732年）了，它是莫扎特最后一部歌剧（1791年）的基础。
永久移居在意大利各类文化活动中都很常见。
皮埃蒙特几何学家和天文学家朱塞佩·路易吉·拉格朗日（1736—1813年）帮助都灵建立了科学院，接着先后服务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六，发生革命动乱之后又为拿破仑效劳，表现出在政权更迭之际保全自己的灵活与变通。
在欧洲宫廷文化意大利化的过程中，一群意志坚定的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位西班牙王后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和布拉干萨的玛丽亚·芭芭拉，以及两位几乎前后即位的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和凯瑟琳二世。
尽管两位俄国女皇有明显的亲法倾向，但新建成的首都圣彼得堡的视觉外观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建筑师的杰作：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最喜欢的建筑家巴托洛梅奥·弗朗西斯科·拉斯特雷利（1700—1771年）采用了明显的北欧洛可可风格，而凯瑟琳女皇的建筑家团队，包括贾科莫·夸伦吉（1744—1817年），则展现出新古典主义风格。
凯瑟琳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对知识和艺术的尊重，她与法国重要的启蒙哲学家保持通信，公开表现了女皇与哲学家们的相互尊重。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她延续了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赞助意大利艺术家的力度。
凯瑟琳聘请乔瓦尼·帕伊谢洛为宫廷指挥，使音乐也和建筑一样，带有明显的意大利风格。
1782年，帕伊谢洛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在圣彼得堡首演，之后他回到了家乡那不勒斯的波旁宫廷，为很多隆重的场合创作音乐，其中包括巴黎拿破仑宫廷的皇帝加冕礼，这是又一个拿破仑雇用波旁王朝艺术家的例子。
拿破仑与意大利半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欣赏意大利文化维护新政治势力的独特能力。
18世纪，西班牙提供了一个同样生动的意大利文化输出的例子。
1734年圣诞夜那场灾难性大火烧毁了马德里的皇宫阿尔卡萨城堡，因此不得不建造一座新的皇宫。
这座新宫殿汇集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和罗马拉特兰宫圣乔万尼大教堂的外立面，成为18世纪上半叶欧洲三大建筑装饰委托之一。
选择由菲利波·尤瓦拉领衔的意大利建筑家和艺术家团队，被看作伊丽莎白女王有意按照意大利风格来塑造西班牙宫廷视觉文化的举动，与她丈夫菲利普五世从小生活的凡尔赛宫那种厚重呆板的风格截然不同。
任命那不勒斯的科拉多·贾昆托（1703—1765年）以及威尼斯人雅各布·阿米戈尼（1682—1752年）为西班牙宫廷的新王座装饰绘画，清楚地表明其审美取向，后来又聘请了吉安巴蒂斯塔·蒂波罗（1696—1770年）和他的儿子吉安多梅尼科（1727—1804年），更加证实了西班牙王室喜爱意大利文化的倾向。
吉安巴蒂斯塔·蒂波罗是18世纪威尼斯绘画史上的主要人物之一，复兴了维罗内塞等16世纪前辈艺术家们的大幅壁画构图技巧和夸张的装饰方案，同时将深奥的意象和典故与流畅的绘画风格结合在一起，这种流畅的绘画风格来自科尔托纳宏伟而梦幻的天花板和墙壁装饰。
科尔托纳式的装饰传统能在罗马得以延续，与耶稣会的委托赞助有关，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个具有幻想主义色彩的天花板，一个是乔瓦尼·巴蒂斯塔·高利（亦作巴奇查，1639—1709年）在耶稣会教堂的作品，另一个是安德烈·波佐（1642—1709年）在圣伊格纳西奥教堂的创作，二者都在二维表面上实现了科学透视。
除了以上技巧，蒂波罗还使用了国际洛可可风格常用的一些色彩。
他的职业生涯和波佐和阿米戈尼一样，可以作为理解意大利文化输出的研究案例，三位艺术家都服务过多个北方宫廷。
事实上，蒂波罗在维尔茨堡（君主兼主教的宫殿）华丽的楼梯上和皇帝厅里都留下了他标志性的装饰杰作（始于1750年），这是意大利视觉文化在阿尔卑斯山两侧最为宏伟的表现之一。
尽管纯器乐有深厚的传统，却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
音乐可以是非声乐的，但仍是程序性的，这样音乐便与绘画、戏剧和文学联系起来。
奏鸣曲和协奏曲的形式对器乐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阿尔坎杰洛·科雷利进行的实验性创作，除了《圣诞协奏曲》外，基本上没有使用描述性标题，虽然科雷利显然是一个颇有文学修养的人，他与著名歌剧作曲家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同时入选阿卡迪亚学会。
题材重叠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弗朗西斯科·杰米尼亚尼（1687—1762年）的创作，他也移居国外，去世于都柏林，他的纯器乐作品《魔幻森林协奏曲》（1754年）受到了托尔夸托·塔索文学意象的启发。
最典型的题材重叠的例子是安东尼奥·维瓦尔第（1678—1741年），他自觉地给自己的协奏曲集冠以修辞性标题：《和谐灵感》（1711年）和后来的《异乎寻常》（年代不详）。
维瓦尔第脍炙人口的《四季》出自《和谐灵感》，也许是器乐与文学和视觉形象结合最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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