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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这些方案的强烈反响表明，许多保守的意大利人现在承认，从奥地利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可能会化解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要求，并认为这可以通过谈判实现，从而避免冲突。
接下来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件强化了这些信念。
首先是起义的复兴。
1844年，两个威尼斯兄弟，埃米利奥·迪埃拉和阿提利奥班·迪埃拉，试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尽管未能成功，却在北部教皇城邦引发新的叛乱浪潮。
教皇国家的日益混乱震惊了温和派人士，比如皮埃蒙特贵族马西莫·达齐格里奥（1798—1866年），他认为查理·阿尔伯特是同情民族主义事业的。
达齐格里奥与意大利中部自由党有着密切联系，在一系列旨在向广大公众宣传并使政治辩论公开化的小册子，如《罗马尼亚近期事件》（1846年）和《国家舆论计划》（1847年）中，以及在奥地利占领费拉拉（1847年）之后，他警告革命者：最好是通过被其称为“公开的阴谋”
的舆论的力量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达齐格里奥补充说：1845年10月，查理·阿尔伯特在一次个人会见中宣布愿意支持国家事业。
对革命动乱的恐惧增加了温和方案的吸引力，但更大的推动来自1846年6月7日枢机主教乔瓦尼·玛丽亚·马斯塔伊-费雷蒂当选为教皇，成为庇护九世。
接连不断的反对教皇事件显示出，庇护九世的当选似乎缺少些天意，而新教皇赦免罗马政治犯的决定，提升了他的自由声誉。
1847年3月，教皇政府带头放松了审查制度，并与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和皮埃蒙特的查理·阿尔伯特建立了关税同盟。
在教皇的名义领导下组成意大利统治者独立联盟，保守派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但事态发展迅速，梦想破灭。
到1847年夏，庇护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改革浪潮从罗马蔓延到整个意大利中部。
而后奥地利军队占领费拉拉，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利奥波德大公试图在8月恢复托斯卡纳的协商会议，希望以此来阻止不断加剧的骚乱。
但事与愿违，民众对奥地利当局的集体反抗行为愈演愈烈，伦巴第和威尼斯骚乱加剧，省级议会请求自治。
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到1847年秋，意大利各城邦的问题已不在于是否会发生革命，而是在何时何地发生。
革命（1848—1849年）
暴风雨来临了，爆发在离维也纳最远的地方。
1848年1月2日在巴勒莫举行的纪念该市守护神圣罗莎利亚游行队伍中开始出现骚乱，随后演变成1848年第一次欧洲革命。
1月29日，费迪南德二世颁布宪法，试图防止动乱升级，其他意大利统治者也随之效仿：2月17日，托斯卡纳利奥波德；3月4日，查理·阿尔伯特；3月14日，庇护九世。
在各种情况下，让步旨在通过向少数财产所有者授予有限的投票权来收买反对党，但脆弱保守的临时政府立即遭到来自不满的城市工人和农民更激烈的攻击。
2月巴黎发生革命之后，要求进行更广泛政治改革的压力有所增大，尤其是在3月13日维也纳革命之后。
奥地利显然已经岌岌可危，梅特涅亲王从首都逃离，意大利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在威尼斯，奥地利人撤退，由律师丹尼尔·曼宁领导的温和共和党政府于3月23日在米兰成立。
然而，81岁的奥地利军事指挥官、陆军元帅拉德茨基顽固抵抗，并将其炮兵调往一个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工人阶层区。
这种野蛮的行径没能迫使米兰屈服，却激起了民众反抗，在五天的激烈巷战（3月18—22日）后，拉德茨基的军队被迫撤退。
皮埃蒙特君主也试图控制民族主义运动。
3月23日，查理·阿尔伯特政府向奥地利宣战，应米兰温和派的要求进入伦巴第，他们担心民主人士可能会夺取政权。
查理·阿尔伯特承诺加入对抗奥地利的战争，最初赢得了像卡洛·卡特尼奥和马志尼这样激进分子的支持，他们从英格兰匆匆赶到米兰。
但查理·阿尔伯特政府坚持要迅速吞并伦巴第，人们越来越担心他真正关心的是扩大自己王国的规模。
伦巴第民主党人动员起来反对与皮埃蒙特合并。
但在5月，查理·阿尔伯特通过投票支持将皮亚琴察、帕尔马、摩德纳和雷吉奥归入皮埃蒙特，随后是6月的伦巴第和威尼斯诸省，最后是7月的威尼斯，从而巩固了他的地位。
卡特尼奥指责查理·阿尔伯特在拉德茨基征募士兵时拉票，而在7月24日，皮埃蒙特军队在第一次库斯托萨战役中被决定性地击败。
奥地利人占领了米兰、摩德纳和雷吉奥埃米利亚，查理·阿尔伯特撤退到提契诺河对岸，请求停战。
但即使在库斯托萨战役之前，皮埃蒙特王国领导全国讨伐奥地利的企图就已经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4月29日，庇护九世谴责对奥地利的战争，粉碎了与罗马结盟可以实现独立的保守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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