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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开始发动一场反革命，暂停那不勒斯议会，退出对奥地利的战争。
库斯托扎·马志尼宣布，王室战争将让位给人民战争，奥地利军队重新占领伦巴第，激进分子开始掌权。
10月，由朱塞佩·蒙泰内利领导的激进政府在佛罗伦萨上台执政；12月，温琴佐·焦贝尔蒂在都灵建立了有着激进同情心的政府。
但最重要的是，11月15日，保守派罗马临时政府领导人佩莱格里诺·罗西被刺杀；24日，庇护九世和他的枢机主教们逃到盖塔，寻求那不勒斯费迪南德的庇护，这给了民主党第一次真正的机会。
1849年1月选举成立了制宪会议，会议于2月5日召开，4天后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
同一天，利奥波德二世逃离托斯卡纳，临时政府首脑朱塞佩·蒙泰内利和弗朗西斯科·多梅尼科·格拉齐呼吁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与罗马和威尼斯结盟。
3月初，马志尼抵达罗马，罗马共和国投票决定与托斯卡纳统一。
在南方，革命采用了不同模式。
费迪南德二世5月15日发动政变，革命席卷大陆各省，但到秋季就已被镇压。
9月，一支那不勒斯军队在墨西拿登陆，结束了4月在巴勒莫开始的分裂叛乱。
那不勒斯军队于1849年5月进入巴勒莫，南方的所有革命终于结束。
革命后
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革命以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失败告终，却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革。
意大利人对奥地利的仇恨更加强烈，而且因为贴上英雄主义和殉道精神的标签而变得神圣化。
最重要的是，通过皮埃蒙特君主的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现在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1848—1849年的事件不仅没有让意大利人为了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反而暴露出巨大的分歧。
除了温和派和激进派间的斗争，城市改革者和农村动乱间的斗争，革命还引发了一系列暴力的城市对抗。
的确，为了争取更大的城市自治权引发了一系列斗争，比如热那亚与都灵、陆地城市与威尼斯、里窝那与佛罗伦萨、公馆城市博洛尼亚和费拉拉与罗马、南部大陆的省级城镇和那不勒斯、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这些斗争远比与奥地利的斗争重要。
但这些反映的不只是当地的小争斗，更重要的是，法国改革所导致的权力集中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扩大省市自治的要求是改革方案的核心要素。
事实证明，革命对激进分子的分裂尤其严重。
1849年的系列失败引发相互指责，特别是马志尼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除了卡特尼奥和法拉利对联邦党人阵营发起的攻击，现在又有来自那不勒斯的民主党人卡罗·皮萨康的攻击，他指责马志尼未能解决农民不满的问题。
在他看来，农民是意大利唯一的革命力量。
皮萨康提出了一项土地改革计划，以取代马志尼无休止的、不成功的城市阴谋（1853年在米兰的另一场阴谋将以灾难告终），该计划将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转变为农民游击战争，类似于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的独立战争。
激进分子对这些自发的农村抗议毫无防备，由此产生的暴力和混乱导致威内托、伦巴第、托斯卡纳、埃米利亚、罗马涅和拉齐奥许多地主焦急地等待奥地利人恢复秩序。
当权政府试图利用这些恐惧，大打法律和秩序牌；而在奥地利领土上，军事法庭在司法恐怖和报复的气氛中，对参加革命的农民给予即决审判。
但这已经不够了。
1849年以后的暴力镇压使得意大利与其他欧洲国家越发地格格不入。
威廉·格莱斯顿对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囚禁那不勒斯自由主义者的恶劣条件表示谴责，在欧洲自由派看来，这只是意大利专制主义不合时宜的反常行为的一个例子。
在意大利国内，复辟时期的暴力和革命的动**同样让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相信，没有独立，意大利就不可能实现政治稳定。
但是，尽管革命已经消除了可以与教皇结盟达到独立而不用与奥地利作战的神话，但他们也表示，民族主义事业可以走向保守的政治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在意大利最古老、最保守的公国之一建立君主立宪制被证明是革命带来的最根本和最具决定性的变革。
萨伏伊王室对民族主义事业的支持，将对奥地利的斗争从颠覆性和革命性的事业转变为保守但进步的事业。
1849年后，皮埃蒙特的君主立宪制成为对所有其他意大利统治者的公开侮辱，使都灵成为意大利各地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避风港。
革命给激进分子造成隔阂，却给温和民族主义者带来新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维克托·伊曼纽尔在1849年11月20日蒙卡列里城堡宣布，假若都灵新议会批准与奥地利签署停战协议，他会维护宪法，基于此，萨伏伊王室扩张的野心和意大利自由派的政治愿望可能会有所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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