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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确是将过去和现在进行粗略类比的理想场所，具有革命精神的诗人经常为作曲家创作歌剧脚本，现实显得更加清晰可见。
不奇怪的是，1860年意大利统一战争第一个阶段结束前，曾与朱塞佩·威尔第并肩作战的人当中，两人曾参与1848年威尼斯起义的英雄事件，其中一人是著名的米兰自由派，他的妻子欢迎异见人士参加她的沙龙，而其他人始终抱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盖塔诺·多尼泽蒂还是让威尔第都相形见绌的领衔歌剧作曲家文森佐·贝里尼，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情结。
他们都非常满足于追随潮流，寻求大胆的历史情节剧作为音乐表达的载体，而不是效仿前人，重塑年代久远的古典神话题材。
像贝里尼的杰作《诺尔玛》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歌剧之一，通过讲述罗马占领高卢，德鲁伊抵抗侵略者背景下两个女人爱上了一个不忠男人的故事，巧妙婉转地刻画出当代政治情绪。
《清教徒》是贝里尼1835年在巴黎因为霍乱英年早逝前最后的作品，表面上看是对被当代的欧洲读者神圣化的斯科特小说无害的涉猎，其中一首二重唱《吹响号角》中“自由还是死亡”
的信息很难不被意大利观众觉察。
贝里尼的毕生之作虽只有九部歌剧，这是由于他对潜在竞争对手病态的怨恨和更宏大的审美考量，传统上被视为意大利歌剧浪漫主义最纯粹的精髓。
相比之下，多尼泽蒂不够严谨，却更为多产，他在《拉美莫尔的露契亚》、《露西亚·博尔吉亚》和《宠儿》等歌剧中，对标准场景形式进行重塑，增加令人信服的动机和戏剧性情节，征服国际观众。
多尼泽蒂不但美声唱法流利，还创造了伟大的谐歌剧《爱之甘醇》和《多帕斯夸莱》，这种喜剧类型的歌剧，通过罗西尼，穿越到西马罗萨和莫扎特所在的18世纪。
《多帕斯夸莱》创作于1843年，是多尼泽蒂在他三级梅毒影响精神错乱之前完成的最后作品之一，意大利音乐剧历史上最高产、最辉煌的人物以悲剧谢幕。
文学与复兴运动
浪漫主义创新性地用过去隐喻当代事件，通过当时斯卡拉大剧院最有成就的设计师亚历山德罗·桑库里科发展出的场景绘画技术，在舞台上得到了加强。
此外，歌剧的戏剧性元素渗透到了一位19世纪早期意大利最好的画室画家的作品中，他漫长的一生跨越了拿破仑时代、复兴运动时期和19世纪80年代的新工业化时期。
这位被马志尼描述为伟大的意大利理想主义者的弗朗西斯科·海耶兹，7岁时就开始了专业训练，当时他身处共和国时期威尼斯的废墟之中，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在艺术创作中经常提及的地方。
作为罗西尼和卡诺瓦的朋友，并被司汤达誉为冉冉升起的天才，海耶兹放弃了新古典主义，更多地受到米兰浪漫主义的启发，试图复原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创作语言和风格。
他同种风格且最出众的早期画作是由布雷西亚贵族保罗·托西奥在1826年委托其创作的《帕尔加人离开家园》。
正如海耶兹后来承认的那样，主题关于希腊独立战争中发生的悲剧事件，显然是爱国主义，但情感上一点也不现代，本质上是贝里尼和西玛·达·科涅利亚诺时代的威尼斯祭坛画。
对于现代的情感来说，这些场景和微妙的色彩总是引人注目，比海耶兹同时代人对他伟大的杰出肖像研究更具有吸引力，其中几幅已经成为复兴运动时期图像的原型。
作为肖像画家，他的技巧重新诠释了伦巴第-威尼斯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弗拉·加利奥里奥到丁托列托、提香，以及莫罗尼和萨沃尔多的布雷西亚学派。
尽管海耶兹在处理服装和女性发型的细节上有种内在的性感，但他对待模特的方式基本上是简朴的，背景保持最简单，强调面部轮廓和表情的内在力量。
在佛罗伦萨的阿利纳、罗马的安德森和斯皮斯等工作室忙于推广摄影新工艺的时代，他觉得有必要用一些权威的肖像来重申其艺术作品的至高无上地位，从老人曼佐尼的肖像——有尊严的参议员和隐士的结合，到像塞壬一样摆着姿势、与一尊古代女性半身像并置的克里斯蒂娜·比利奥里奥索。
意大利复兴运动所激起的强烈情感，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影响到了意大利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
在他们的著作中，独立理论家如朱塞佩·马志尼、温琴佐·焦贝尔蒂和卡洛·卡特尼奥都继续在《调解人》和《选集》上发表文章，宣传民族复兴理念，引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同时回应当代欧洲其他地方对所谓“意大利问题”
的关切和质疑。
尽管对这些人物政治范畴的讨论比艺术范畴更为合适，但他们都没有局限于当前历史发展分析。
马志尼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和音乐爱好者；焦贝尔蒂是皮埃蒙特国王的牧师，热衷于比较哲学；卡特尼奥在《米兰理工报》发表月度评论，抒发对天主教的极大热情。
然而，每个人成就的核心仍是通过各种理想主义实现，这些理想主义既支配又反映了时代情绪，在爱国主义诗歌和歌曲中更加直接地被反映出来，如戈弗雷多·马梅利著名的《意大利之歌》，最终成为意大利国歌；路易吉·梅尔坎蒂尼选集中最受欢迎的《萨普里的拾穗者》中的诗句以1857年北方革命者在卡拉布里亚起义的失败为蓝图。
至少在当时看来，复兴运动兴起的崇高思想和反动审查效率压制了意大利讽刺文学的天才。
伟大的米兰方言诗人卡洛·波塔，在拿破仑时代和哈布斯堡王朝复兴时期在同胞中造成虚荣和偏见的灾难，非凡多产的G.G.贝利撰写2000首罗马方言十四行诗，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描绘19世纪20—30年代教皇首都的生活，然而二者都未能激起潜在的竞争对手或模仿者。
在中世纪，托斯卡纳人朱塞佩·古斯蒂的名字脱颖而出，他的诗歌似乎更具有原创性，避开了标准的后莱奥帕尔迪式的庄严和浪漫的内省。
古斯蒂，擅长自我批评，饱受病痛折磨，要求在他死后只能发表二十几个他称之为“诙谐曲”
的乐章，尽管意大利主权受限，但他讽刺技巧精湛，娴熟应用到诸如《蒸汽断头台》、《王日志》和《蜗牛》等诗歌中，大部分作品在其有生之年被广泛传播到托斯卡纳以外的地方。
他有着复兴运动作家中最尖锐颠覆性的声音，更像是20世纪东欧共产主义作家的政治幽默风格。
威尔第
古斯蒂最受欢迎的诗歌《圣人安布罗吉奥》，是令人难忘的讽刺作品，在这首诗歌中，艺术品的影响可以暂时模糊外国权威与其受害者之间的敌对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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