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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交给的工作中去，同时，他又借用小说的形式抒发自己情感深处的痛苦。
他在这一时期写过不少小说，但他自己很喜欢其中两个短篇：《离婚》和《求爱》。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以及小说主人公的情调，不难发现潘汉年的元配夫人许玉文和他小表妹的影子。
难怪他当时的文友直言不讳地说：“后来光华书局出版了潘汉年的一本小说集《离婚》，恐怕主要就是写他自己的事。”
潘汉年为了填补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痛苦，他把本来应属于自己感情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了写作和工作上。
在这期间，令潘汉年伤痛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卫尤其是他看到昔日的战友消极了，叛变了，或充当了反动当局的走狗从事攻击共产党人的工作，他内心的伤痛是难以言谕的。
例如“创造社的小伙计”
之一的周毓英投奔了张资平，并在《乐群月刊》七发表《忠诚的批判》，大骂共产党人是“内奸”
，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是由外面冲进中国的。
而这时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也日趋尖锐、对立，各种思潮沦点风起文坛，一时好不热闹。
他既为了回击曾是文友的周毓英的进攻，同时也为了阐述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关系，在他和叶灵凤合编的《现代小说》第三卷四期上，发表了《内奸与周毓英》一文，写下了这段文字：
假如中国本身的经济社会没有变革的必然性，是不会产生革命的浪潮，现在中国产生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运动，他的动力不是外国“冲进”
来的，是中国的现存生产关系，对于无产阶级的生产力，起了不可抑止的冲突，遂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为这一关系，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不可免的要反映到文艺上，于是不可免的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
这时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骨干成员，都是一些共产党人，并在潘汉年这位文委书记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自然，也包括了和鲁迅、茅盾等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战。
加之，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相继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不仅使得中国革命遭受更大的挫折，而且打击报复、宗派主义也开始抬头。
这必然也要影响到革命文艺运动的正常开展。
潘汉年历经深思熟虑，实事求是地指出：“在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状态中，自然不免有许多错误及不正确的倾向，确是很要以批评的手段来指摘这些倾向”
。
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的批判。”
很明显，潘汉年又走在了左翼文化人的前面。
潘汉年敏锐的思想和组织才能，被更多的中央负责人所了解。
到1928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属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文化党组划归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担任党组书记。
也就是从这时起，“潘汉年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央的一个直属支部。
他的生活费用也改由组织直接供给，从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者。”
越年―1929年，六大以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回到上海，分管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他根据形势的发展，遂将隶属宣传部的文化党组扩大为“文化工作委员会”
，依然任命潘汉年为“文委”
第一任书记。
时年不足二卜四岁的潘汉年，肩负着党的文化工作的重任，这足以证明党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
对此，他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半点骄傲和虚饰。
正当他以“正确的客观批判”
态度进行自我批，并思索和鲁迅先生这场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失误的时候，李富春同志告诉潘汉年：中共中央准备过问文艺，请他先做必要的情况汇报。
潘汉年感到党的文化工作将有重大变化，遂又以极大的热情：迎接这一重大变化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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