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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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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为什么在1929年夏秋之交突然过问文艺呢份夏衍同志作厂如下回忆：
1927年列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
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争论，其实，这之问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
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1＊1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
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
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
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问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
关于党中央是如何决定干预文艺的，迄今未见到原始的史料。
只有从散见于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中推断出这样的结论：直到1929年的夏秋之交，党才对这场论争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并且得出了论争双方都是要坚持革命的，在方向上并没有原则分岐的正确结论。
于是决定运用党的力量进行干预，要求从党员作家做起，停止论争，并进一步争取把所有左翼文艺界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至于时任“文委书记”
并已经兼任中央宣传部千事的潘汉年所起的作用，由于“潘案”
所累，他自己没有留下文字记述。
自然，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相继谢世，生前谁也没有说到潘汉年在这一重大决策中的作用。
但是，根据一般的常识，以及潘汉年贯彻中央这一重大决定所做的工作，谁也不能否认潘汉年参预了党中央的决策会议，并依然由他出面负责向有关人士传达落实这一决策。
党中央决定“以党的力量进行干预”
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惜墨存史，现把当事人吴黎平、阳翰笙、冯雪峰三人的回忆摘抄如：
时在中央宣传部供职的吴黎平同志在《长念文苑战旗红》一文中说：
大概是在1929年11月间，李立三同志到芝采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这些意思告诉我：
“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故，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
“二是产们有的同志攻击普迅是不对的，要单重普迅，团结在普迅的旗帜下；
“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鲁迅先生联系，征求他的意见。
阳翰笙同志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一文中说：
1929年秋天，大概是9月里，李富春同志给我谈了一次话。
地点是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
李富春同志先问我：你们和普迅的论争，党很注意，现在情况怎样了？
我简要地叙述了一下情况。
‘我说香迅近来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这是很好的；现在的论争已经缓和下来，不像去年那么激烈了；有些同志自己也感到与鲁迅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李富春同志说：“你们的论争是不对的，不好的。
你们中有些人对普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枯计不足。
香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怨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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