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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普迅，是不正确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
一定立即停止论争，与香迅团结起来。
第三点，请你们想一想，像普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
冯雷峰同志在回忆潘汉年的谈话中，他说了如下这段话：
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
记得是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司，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普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
他同我谈的话，有两．查、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普迅及在普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
二，团体各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普迅有什么意见，“左翼”
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潘汉年是一位组织原则很强的同志，他历来对党中央的决定坚决付诸实施。
现在党中央又作出了成立左联的决定，他身为文委书记，则更是责无旁贷地贯彻执行。
他除去请有关人士向鲁迅先生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并征询其意见外，他还分别作创造社和太阳社有关同志的工作。
对此，冯雪峰同志曾回忆说：“这时候，据我所了解，创造社方面，潘汉年主要是找冯乃超；太阳社方面，则找阿英（蒋光慈好象还在日本）；同时潘汉年也找夏衍、洪灵菲等人淡。”
对此，阳翰笙同志也作了如回忆可以佐证：
李富吞同志和我谈话后的两天，我见到了潘汉年，他说他已经得到了这样的通知。
于是我们俩经过商量，先开个党员会，传达李富春同志的指示。
当时决定找的人是：夏衍、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的钱杏郊、洪灵菲，另外还加上涛汉年和我，一共九个人，这些都是当时党内的负责人。
开会的地点是在公非咖啡馆。
会议是潘汉年主持的，他说李富春同志和老华（我当时用华汉的笔名）谈过一次话，现在请他向大家传达。
我传达完了之后，很多同志都拥护李富春同志的意见。
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态度不好·一也有个别的同志不表态，说普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但到最后，经过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会上的意见一致了。
就在这次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普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普迅要粤重。
再一个决定，就是派三个同志和普迅去谈一次话，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我们不正确的作法……普迅衬于年轻人的作法，是谅解的，表示愿意团结起来。
潘汉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把两个论争长达近两年的几个文学团体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进行反文化“围剿”
的战斗集体，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弃偏见，团结对敌。
而若想做到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心悦诚服地多做自我批评。
为此，他带头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发表了《文艺通讯》一文。
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他坦诚地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普罗列搭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枚在他的批判的坦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经过一段思想清理和组织准备－一当然包括得到鲁迅先生的赞同之后，“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夏衍）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
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少、，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
当郑伯奇问‘鲁迅先生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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