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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胡愈之一登上香港的码头，就被邹韬奋先生带到提前安排好的旅馆下榻。
旋即潘、胡二人又按照在大海．上预先研究好的方案分头忙碌起来。
胡愈之对自己在潘汉年领导下所做的工作写了如下的回忆：
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我向邹韬奋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告诉他我们报纸的宣传也应由反蒋杭日向联蒋杭日转变。
这样我们办的《生活日报》就没有接受两广派的经济资助，报纸在6月7日创刊，也不提两广的反蒋运动，不久两广的反蒋活动也因被蒋介石分化收买而失败。
这是我从共产国际回来，执行党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救国会组织。
但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一些是地下党员，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真正中间派的代表很少。
所以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左”
，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能起争取团结的作用。
根据这个情况，潘汉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邹韬奋和陶行知做了说服工作，由我帮助起草了一个《为杭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
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同时，胡愈之还回忆说，潘汉年为了放手让胡开展工作，曾信任地对他说：“以后你只管救国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间题你就自己干吧！”
为了便于胡愈之开展工作，有时潘找国民党人士谈话的时候，也把胡愈之邀去，往往是在饭馆和高级咖啡馆里，并故意对国民党人士说胡是救国会的，对共产党有意见。
潘有意用这种方法把胡公开出去，使国民党知道胡是救国会的，不是共产党。
潘汉年在港期间，为了落实回国的两项使命，他会见了各方人士。
他为了获悉两广实力派正在酝酿的反蒋内幕，他通过关系约见了李宗仁、白祟禧派驻香港的代表王公度和刘仲容等人。
借此向王、刘等人宣传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希望桂系和粤系这次反蒋的军事行动，不是为了报复蒋介石的军事压迫，而是高举抗日的旗帜，采用军事手段迫使蒋介石对内放弃军事独裁统治，集中一切爱国力量救国抗日。
同时，他又通过当年的老情报关系梅龚冰会见了原是粤系反蒋干将―时在香港窥测政局，待机而动的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鼎、陈铭枢等人。
由于他在“福建事变”
的时候，曾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并初步实现了双方停战和反蒋抗日的合作。
因此，和蒋光鼎和陈铭枢等将领是熟人，遂又在香港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当他获悉蒋、陈等将军的认识依然停留“福建事变”
前后提出的反蒋抗日的水平上，并在积极酝酿联合西北各军事力量，进行反蒋抗日的统一行动后，又有理有据地说明在国际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同时，并请他们通过关系向广东军事实力派陈济棠建议：在即将爆发的“两广事变”
中突出抗日的目标，不要过份强调反蒋的要求，依此军事行动创造条件，逐步实现联蒋抗日的目的。
实事求是地说：潘汉年在促成“两广事变”
，并以此为手段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
的既定国策，为未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潘汉年已经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将近一年半了，他急切地希望回到党中央的所在地陕北，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同志汇报他回国的使命。
但是，从香港去陕北是何等的难啊！
像他这样的要人没有地下交通引路，不仅是寸步难行，而且随时随地都有被捕的危险。
他早在赴莫斯科前夕，知道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了，和共产国际、和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时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已有八个多月，并和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建立了秘密联系，就其常理而言，党中央一定会派人潜伏上海，重建党组织，进而建立去陕北的秘密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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