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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到达香港不久，就和胡愈之商量，分别利用上层的关系，争取快些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对此，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中作了如下记述：
5月初，我和潘汉年刚刚从莫斯科经巴黎回到香港。
汉年到港不久即接到雪峰的信，告知他已从陡北出发到上海，希望与他取得联系。
汉年把信给我看了，并叫我回上海会雪峰，因为雪峰离开上海好几年，对止海地下党的情况不了解，而我是了解的。
我到上海大约是1936年5月中旬，住在我的兄弟胡仲持家里，仲持是《中报》主编，很有名。
雪峰当时住在普迅先生那里，由他找我方便得很。
我们在仲持家会面了，久重速，两人都很激动，更何况我和雪峰，已由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进而为生死与共的同志关系了呢？……之后我陪雪峰到香港与潘汉年面谈。
冯雪峰，浙畜乌人，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传播工作。
他作为鲁迅先生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曾协助潘汉年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十二个筹备人之一。
潘汉年转入情报战线之后，他曾出任“左联”
党团书记，团结和组织大批进步作家，对反革命文化“围剿”
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他和潘汉年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又一道参加艰苦卓绝的伟大的长征，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之后，冯雪峰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
1936年4月上旬，他从东征前线奉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
对此，冯雪峰曾作了如下记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
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来，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
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作知些准备。
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
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
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
总理并派人护送我到与张学良部队交界处，同张军中接上关系。
第二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
行前，洛甫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普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
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同普迅等熟悉。”
我大约在4月25日左右到上海，当晚住在一个小客栈里―这是卒前已有联系的一个胜徐的同志所布呈的，这个性徐的同志（我忘记他的名字）是原来做情报工作，属于情报系统方面的，当时隐蔽在上海，一第二天下午我就找到了鲁迅，并从小客栈移住到普迅家，在他家大概住了二个多星期，即经普迅同周建人商童，以周建人的名义租了一幢房子，我即同周建人同住。
冯雪峰很快随胡愈之回到香港，见到阔别近一年半的战友潘汉年，那种相逢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
相见过后，冯雪峰首先向潘汉年介绍了自长征途中分别后的艰苦历程，以及他受命来上海的任务；接着，潘汉年向冯雪峰述说了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到达莫斯科的经过，旋即又说明自己此次奉派来港的使命。
从史学家的视角来看，他们二人这次相见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因为潘汉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冯雪峰是陕北党中央派驻上海的白区代表―并业已初步恢复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这标志着完全中断联系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上海地下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完全恢复了联系。
“雪峰同志，你一定和陕北党中央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吧？”
“是的，我在上海已经建立了秘密电台，能够随时和陕北党中央联系。”
“请你回到上海以后，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我此行的任务和在港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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