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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许涤新同志所说：“由于国民党的军事的不断溃败，这个反动统治对爱国人士的迫害，就与日俱增。
党为了保护这些进步爱国人士，就设法把他们从上海转移到香港来，又从香港转到华北、东北解放区去。
这样，香港在1947年下半年起，就成为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集中地点。
不但有政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许广平、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等先后到了香港，而且还有进步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如盛王华、包达三、赘延芳和章乃器等先后也到了香港。
这就使我们在香港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日益扩展了。”
而负责指导这一工作的是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
董慧利用自己父亲在华商界的特殊地位，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这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战工作，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倡导下成立了“工商俱乐部”
。
“每星期四晚间聚餐一次，漫谈国事，这是1948年春开始的。
每次聚餐时都请著名经济学家和有代表性的企业家讲话，马寅初、胡愈之、章乃器之外，千家驹、章汉夫、侯德榜、许涤新等人先后在俱乐部的星期四聚餐会上发表讲话。
从上海到香港的盛王华、包达三、赞延芳也被我（许涤新）拉到俱乐部谈谈工商问题。
每次专题讲话之后，在座的人有的提问题，有的发表看法。
那期间，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胜利，香港的工商业资本家、银行家和知识分子为了了解国内的战局和政局，都踊跃参加；后来发展到在港英政府任职的工程师和香港大学的教授也来参加了。
每次聚餐，儿乎座无虚席。
只能容纳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席位，有时竟超过二百人。
是年秋天，解放军捷报频传，聚餐会成为欢呼胜利的祝捷会。
因为《华商报》、《经济导报》和经济记者联谊会经常有记者来参加，每次专题讲话和座谈的活跃情况，次日便在香港各报刊出。
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国民党的军事溃败、经济洗劫在香港的传播，这个俱乐部的聚餐会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
不久，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军事较量已显出胜负的端倪。
待到“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向大别山进军，这就使香港的文化界、新闻界、民主人士和注意政治的工商界感到惊奇。
难道天会变么？天确实在变！
一年前为了庆祝‘胜利’而大放鞭炮、大开宴会的亲国民党的人们，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感到不妙。
就在这个时候，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爱国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陈其尤为首的爱国归侨也在香港成立‘中国致公党”
。
这都渗透了潘汉年和董慧以及他们的战友们的心血！
蒋介石为了挽回军事七的失败，遂决定实行高度的集权和独裁。
他在大喊大叫“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过后，于1948年4月19口召开国民大会，正式进行总统选举。
他如愿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总统。
也就是在国民党诸实力派竞选副总统的丑剧尚未落幕的时候，中共中央为了戳穿蒋家王朝外强中干的统治本质，遂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
国际劳动节口号，公开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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